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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海峰 | 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关于《资本论》的经济学—哲学研究
2017-04-03 ▶ 经典与当代
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
——关于《资本论》的经济学—哲学研究
仰海峰◆文

1
问题的由来

在1891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特别强调自己所做的重大改动，并认为，这些改动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1]恩格斯指出，这一改动合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所做的几次演讲的演讲稿，时间是1847年。此时的马克思初步完成了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在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以及之前的《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重要原则：如资本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必须从历史辩证法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而不是简单地运用“好”、“坏”辩证法，等等。《雇佣劳动与资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马克思思想的总体发展进程来看，无论在用语上，还是在思想的精确性、深刻性上，此时的马克思都还处于思想发展过程中，或者说，马克思还未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直到50年代末《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这一任务才算初步完成。但即使到50年代末，马克思也还没有真正区分“劳动”与“劳动力”，还没有将工资与劳动力对应起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当马克思谈到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获得工资时，他指的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劳动总是工人进行交换的新的源泉，——不是一般交换，而是同资本交换，——这是包含在概念规定本身中的，就是说，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因此，只要工人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质，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表现，他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二十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2]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工资时，依然意指工人的劳动能力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工资，即资本家为劳动能力而支付的价格”[3]。劳动能力体现的是人的潜能，是人所具有的内在特性，体现了劳动的主体性特征。
这种与工资相对应的“劳动能力”的概念，在《资本论》中让位于“劳动力”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主要讨论了商品与货币，交换构成了从商品向货币转化的中介，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层面的描述，这种描述构建出一个商品的自我指涉世界，它构成了整个资本逻辑的第一重世界，或者说商品交换的现象界。在第三篇中，马克思开始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界。从第一篇到第三篇，从思想逻辑上来说，可以看作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界向本质界的跳跃，即从商品交换、货币流通进入到了商品的生产、尤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生产界是一个新的层级结构，只有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所讨论的普遍化的商品的现象界。这两个不同层级之间的变更是通过什么中介实现的呢？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中，马克思以“货币转化为资本”为题加以讨论。在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研究中，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可以说，第二篇构成了讨论资本生产的基础，而第三篇则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篇对于《资本论》来说，无疑非常重要，也是体现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思想的重要篇目，怪不得恩格斯在看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初出版印张时，在1867年6月24日致信马克思：“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的一章，就叙述和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5]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正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篇的内核。
以“劳动力”取代“劳动能力”，看起来只是一个术语的变化，但实际上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的更为清晰的界定。如果说劳动能力侧重于人的内在规定性的话，那么劳动力则更多意味着体力的付出，人的劳动过程更具机械性的意味，这更合乎机器化生产对人在劳动过程中存在方式的要求。[6]恩格斯正是依据马克思后来的观点，才把《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工人为取得工资出卖的“劳动”改为“劳动力”的。
对于这一改动，恩格斯说了两个理由：第一，从马克思较晚的思想来看，完成于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还不成熟，有些用语是不准确的，如果马克思在世，也会像自己一样，修改那些不准确的用语和表述，因此，这个改动合乎马克思的心愿。第二，这才是最重要的理由，即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能从根本上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认识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可是当把这一思想运用到所购买的“劳动”这个商品时，就陷入一个循环论证，即这个“劳动”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说劳动决定劳动的价值，等于什么也没说。于是，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另觅出路，即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费用。但是他们无法考察生产劳动的费用，不得不转而考察生产工人的费用。比如说工人的生产费用是每天3马克，资本家让工人工作12小时，这时工资正好等于工人劳动12小时的“劳动”，假定资本家花费的各种其他费用为24马克，这样资本家总共花费的是27马克，但他最后的收入却是30马克。这个多余的3马克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生产资料与劳动材料所带来的，因为这些都相应地转移了，那么这多余的3马克只能来自于劳动。这样，劳动就创造出两个不同的价值，即3和6，这是理论上的悖论。“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7]更重要的是，停留在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层面，就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则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工资可能只要半天就可以生产出来，但工人却为资本家生产了一天，剩下的半天就成为剩余劳动，这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没有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就没有清晰明白的剩余价值学说。
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个解释，是过去研究中理解这一区分的意义的全部核心观念。这一理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我们直接引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的内在联系，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核。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仅从经济学的层面来理解这一问题，那么，我们恰恰忽视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在《资本论》的总体结构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从商品交换的现象界进到资本生产的本质界的转折点。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来说，正是在这个转折中，资本逻辑在现象界的意识形态被揭示出来，即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被揭示出来。在哲学的意义上，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劳动”，或者说“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界说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说，当劳动与劳动力得以区分时，马克思才将自己的观点同过去以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观点区别开来，同时，也就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人类学区别开来。因此，在《资本论》的篇章结构中，“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部分似乎并不突出，但却是资本逻辑批判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跳出这一文本本身，进入更为广阔的思想史与历史语境。
2
劳动：从经济学的范畴到哲学人类学的设定

要理解劳动的哲学人类学意义，还得先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谈起。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之后，才能走上理论的前台。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与当时的人们对财富观念的变化相关联。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财富是完全客观的东西，即人自身之外的物，也就是货币。这是近代以来最初的财富观念。后来的重商主义与重工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即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他们把这种特殊劳动看作获得货币的途径，货币仍然是财富的根本规定。到了重农学派，把特定形式的劳动，即农业劳动看作财富的来源。在重农学派看来，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多于生产该产品时所消耗的价值，才能创造出比原来更多的物质产品，而工业生产只不过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因而并不具有生产性。重农学派的这一理论，反映了农业加工在法国的财富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表明，真正的现代工业生产还没有在法国展开。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段上，重农学派对应的法国还没有达到重视商业和航海的英国的水平，但当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看作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时，马克思认为从理论抽象上来说，这是重要的逻辑进展。从剩余价值来源的探讨上来说，“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进行劳动的，所以他创造的价值高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付出的劳动大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但是他们说：劳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小于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因而剩下一个使用价值的余额。”[8]这是从具体的物质形式层面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虽然理论上还没有摆脱直观唯物主义的特点，但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一步。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开始在英国发展起来，并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正是看到了工业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斯密以工业劳动为原型，并将之抽象为一般劳动，作为现代劳动的典型形态。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只有在这种一般劳动层面才能得到比较，以便相互交换，因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9]这是对工业劳动的抽象。对于斯密的这一抽象，马克思曾指出：“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10]这表明，工业生产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工业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一般性劳动。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不仅体现了思想逻辑的递升，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我抽象性，即工业劳动统治一切、一切生产都按照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原则来展开。这时，“劳动”、“劳动一般”等抽象范畴，“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1]。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性。如果人的抽象的、一般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那么，支撑社会的根本在于人的劳动，社会存在的根本也在于人的劳动。劳动不再是低下的活动，劳动构成了人的本质，同样劳动也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质。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与劳动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论证，开始勾连起来。
关于劳动的这种哲学—人类学意义，黑格尔从理性发展的层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论证。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理性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在自我意识之前，理性主要面对的是外部世界，主要关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自我意识之后，理性才进入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黑格尔从欲望的满足出发，论证了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规定。在他看来，与动物相比，人的欲望的满足具有延迟的特征。人们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面对同一欲望对象时，易产生争执与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主人—奴隶的关系。主人因敢于冒生命的危险，成为主人；奴隶因害怕失去生命，成为主人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对于主人来说，他与自然的关系以他与奴隶的关系为中介。奴隶对主人怀有恐惧意识，必须承认主人的意识，并通过自己面对自然的劳作（黑格尔称为“陶冶”）来满足主人的要求。一开始，主人只承认自己的意识，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奴隶的意识；奴隶则相反，只承认他人（即主人）的意识，看不到自身的意识的独立性。但在劳动过程中，奴隶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在承认主人意识的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意识，他看到，如果自己不劳作，主人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时，奴隶的自我意识产生了。“正是在劳动里（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己者的意向），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12]这种自我意识既是对自身意识的承认，也是对他人意识的承认，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才能形成自己的自我意识，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论述，无疑是将哲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的重要尝试。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黑格尔认为，当下的市民社会是以劳动与分工体系为基础的、以私人利益为指向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在发展人的能力、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扩展了社会关系的普遍联系，这对于巩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不能实现个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传统理论也无法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正是在这一反思的基础上，他才以国家理性来规制市民社会，以实现社会的理性发展。青年马克思在初遇黑格尔时，并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深层历史寓意，特别是由于青年马克思没有经历经济学的研究，无法将哲学思辨与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深入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逻辑中，体会到黑格尔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寓意。比如在传统哲学中，人被看作一种理性的动物，自由、平等被看作人的理性的现实体现。这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的理性人是一种现成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传统的理性实际上只是知性意义上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在劳动中生成的，是人的劳动的结果。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就不可能形成“自我意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重要节点。“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3]。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规定，这是对劳动的哲学人类学提升。人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这种关系以劳动为纽带。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从总体构架上来说，这种异化理论是由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卢格的政治异化史观—赫斯的货币异化史观影响马克思的结果；但从这一理论的内核来说，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认同费尔巴哈，真正看重的反而是黑格尔的“劳动”哲学，而这种哲学理念正是对斯密以来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观念的哲学提炼，以便直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基础。在这一结构中，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来说，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斯密等人，因为斯密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是作为孤立存在的个人，这种个人正是黑格尔哲学所批判与超越的，黑格尔所讲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人与人关系建构中的自我意识，这是从个体向人与人的关系的逻辑转变，也是哲学基础的重要变更。在哲学基础层面，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双重批判：一方面是以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批判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是以黑格尔那深具历史感的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而且从这一手稿的最后思路来说，马克思更多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第三手稿中插入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就是对此的证明。[14]
也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在面对黑格尔的劳动理论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批评，即“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5]。这种消极的方面就是劳动的异化方面。马克思想说，黑格尔没有区分对象化与异化，而这种区分正是他此时要强调的。这种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被很多学者看作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这恰恰是没有理解后来的马克思，也没有理解黑格尔。马克思此时的这一区分，更多带有理论乌托邦的色彩，而不是来自于对历史的哲学抽象。[16]从历史生活层面来说，黑格尔所说的“劳动”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而这一劳动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也是外化、异化过程，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章已经讨论的问题，这种对象化与异化的统一，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真实写照。当商品交换普遍化时，生产商品的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也是异化过程。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是对象化与异化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能通过两者的区分解决。比如资本从其物质形态说，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17]。但这种理解抽掉了资本存在的形式规定，即资本作为工人的异己力量的规定。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形成保留对象化、消除异化的结论，而这恰恰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18]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依然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确证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重要概念。“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19]在这个论证中，劳动与主体性的关联非常明显。劳动体现了主体的创造能力，只不过这种能力在当下的历史中被扭曲与颠倒了，或者说被异化了，但这一过程本身又为主体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此，不再是对象化与异化的简单区分，而是从历史的进程里消除劳动过程中对象化与异化相同一的形式。在这个论证中，劳动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
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改变了劳动本体论的哲学论证，主体的解放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了。
3
劳动力与主体问题

除了经济学与哲学意义之外，劳动还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劳动推动人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了人的心灵和思维。不仅如此，劳动也推动着人类的社会分工，促进了人类技艺的发展，这正是劳动的魅力所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人类的劳动受制于自然条件，但从具体的劳动过程来说，这是一个依赖于主体意识与灵性、体现主体精神的过程。越是熟练的劳动者，其劳动的技艺水平越高，其主体性也就展现得越明显。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这种技艺工人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马克思在论述工场手工业时指出：工场手工业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将“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以马车业为例指出：“马车过去是许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同时协力地进行工作”[20]。这是对过去技艺工人的组合，它将不同地点的技艺工人的劳动变成同一地点的共同劳动。虽然马车制造过程中存在不同工种的分工，但每一种工种就是一个技术活，需要工人投入自己的情感与智慧。

虽然早期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技艺不可分离，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就是要将依附于个人情感与智慧的劳动变成纯粹体力的劳动，从而将工人的思想与情感从劳动中剥离出来，使人成为与“马力”一样的劳动力。可以说，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正是抓住了劳动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征。这也意味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主体越来越与劳动过程相分离，将劳动者的情感与理性从劳动过程中分离出来成为资本主义劳动技术与管理发展的重要特点。在马克思时代，通过机器的发明与运用，这一过程正在日益展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异化劳动”理论来批判劳动与工人主体性的分离，这一批判更多是一种哲学的观察。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部分，马克思则从工艺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涉及技术与资本的关系，我将另撰文分析），指出劳动过程的机器化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机器的应用与发展使人的技能越来越不重要并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劳动过程在分解中变得日益合理化，主体的观念和情感日益成为机械化生产的障碍，作为体现主体性状态的“劳动”，或者说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发挥的“劳动”，已经消失于机器化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受劳动者控制的过程。20世纪初的泰罗制，抓住的正是现代劳动过程的这一特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结合泰罗制的现状，以“物化”概念来揭示劳动的这种分离化与碎片化。“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21]在卢卡奇之后，海德格尔结合技术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境遇进行讨论，并将“操持”作为人在日常沉沦状态面对外部世界时的主要模式，可以说抓住了现代劳动的本质（当然，他将这一状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状态是有问题的）。美国学者布雷弗曼结合现代科技发展过程指出：“劳动本来是这种过程的主观要素，如今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劳动地位的这种改变，是由资本来实现的一种理想，但也只在一定的限度以内得到实现，在不同工业部门中实现的情况也不平衡。”[22]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过程的主体，他面对的是一架机器结构。这一结构有自己的动力系统，有自己的操作体系，劳动者越来越成为这个体系的指令的完成者。
将人变成劳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关系变迁的结果。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与劳动二重性的讨论，商品交换使得个人的劳动抽象为社会劳动，个体劳动中体现个人特性的东西被抽象了，劳动变成了按照体力来标尺的过程，以便为商品交换确立准则。商品交换的普遍化推动着劳动的社会化进程，个体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一分子，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这一新的社会结构中，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社会关系的整体变迁。因此，劳动者不仅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分子，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分子，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正是对这一新型社会的洞察。马克思并不是想给人下定义，而是指出考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方法，即要从现代社会关系结构中去理解人、认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的抽象化与形式化产生了合乎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是一个社会范畴，它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变迁与现代生产关系的特点。
现代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以资本逻辑为本质规定。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后两者都将资本看作一种物，只看到资本的物质存在，忽视了这种物质存在的历史形式规定，没有将资本看作关系。“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23]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并将一切创生性的因素置于这一关系模型中。资本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扩大再生产，其运转模型体现为螺旋式上升结构。这是将一切都吸纳其中的动态结构，人与物、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力与机器，都只有在这个运转的结构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同样无法脱离资本逻辑的规制。
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运转中，商品交换层面的主体幻象破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变成独立、自由、平等的主体。商品交换过程必须是自愿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暴力，他们在承认自己是独立而自由的主体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主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相互承认”，是对商品交换模型中主体相互间关系的哲学描述。“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24]当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这种相互承认只是一种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商品交换中的个体恰恰是互相漠视的，他们只是在表象生活中成为主体，现代社会所主张的自由与平等只是掩盖了这一问题。
首先，在马克思资本逻辑的总体结构中，商品交换处于现象界，资本生产才是本质界。从商品交换的现象界进入资本生产的本质界，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在于：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工人可以自由地买卖自己。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资本的生产过程才能全面展开。只有进入生产界，才能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也正是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一般意义上的人作为主体的神话才被打破：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说，工人不得不成为主体。成为主体，是为了更好地自由买卖，并将主体所具有的一切都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都成为出卖的对象。[25]当主体与劳动产品都置于商品这一水平面时，人作为“主体”消隐了，或者说“主体”只是生活的表象，受商品指涉世界的约定与指派。
其次，资本生产有其自身的目的，即追求剩余价值。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按照其内在的要求组织生产过程，并形成相应的社会机制，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社会。人只有作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过程的附属物，才能进入生产过程，并成为资本生产与增殖的工具。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如果我们将资本逻辑理解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那么，主体只有在这个结构化存在中才具有意义，个体主体根本就是一个假象。应该说，黑格尔理解这一过程，他看到了每个个体只是历史过程的工具，过去哲学所说的主体，在螺旋状的历史发展中丧失了其主体地位，拿破仑也只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阿尔都塞在另一个层面再现了黑格尔式的问题。可以说，劳动力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有助于打破传统哲学所建构的主体性神话。

4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肯定与否定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注意到区分劳动与劳动力的意义，或者只是在谈论剩余价值时才将这种区别提出来，这就无法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区分。当讨论剩余价值的来源时，学界会将“劳动力”成为商品看作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一旦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层面，就会从“劳动力”退回到“劳动”，并从“劳动”出发来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形成了围绕“劳动”概念的肯定马克思与否定马克思的思路。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出发，需要我们重新反思过去的研究，并做出新的理论辨识。
在马克思之后，给予劳动理论充分的地位并以之作为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的，首推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卢卡奇以劳动为本体，建构出一套体系较为完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认为，就社会存在本体论而言，“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这里的自然既包括无机界（工具、原料、劳动对象等等）也包括有机界，当然，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这种相互关系同样能以上述顺序表现出来，尤其能够标志出发生在劳动着的人的身上的从纯生物性的存在到社会性的存在的过渡。”[26]在卢卡奇的讨论中，围绕劳动来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理论环节：第一，劳动推动着社会存在的形成与建构。从社会存在发展的角度来说，“劳动过程乃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乃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本体论基础”[27]。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联系，形成劳动的社会性规定。没有劳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没有劳动，也没有社会的发展。第二，劳动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本体体现了存在的根据与本质规定，社会存在的根据是劳动，正是在劳动过程中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并将自然纳入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既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又体现了自然存在的基础性作用，是主体与客体的历史统一过程。因此，劳动是社会实践的模型。第三，正是在劳动中产生了历史规定性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社会关系，并将自然作为自己观察与实践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的意识。第四，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实现自由。劳动有其客观物质基础，但劳动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目的设定过程，以人对当下社会的超越性为指引，以超越当下社会的“异化”状态为目的，并在再生产过程中创造超越当下社会的物质基础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卢卡奇的这些讨论，形成一个完整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与发挥。从马克思的文献基础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构成了卢卡奇论述的基础，《资本论》是在上述基础上得到讨论的。虽然在具体论述中卢卡奇也引用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论述，但从哲学思想的建构上来说，他并没有重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所带来的意义，仍然是沿袭他一贯强调的主体性思路。
马尔库塞是以劳动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位重要代表。马尔库塞的劳动理论有其内在思想转变。由于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早期的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劳动都是异化的劳动，人的潜能在这种劳动过程中被遮蔽了，因此马克思强调要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将人的潜能与本质力量解放出来，这正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革命所推翻的现存的社会关系是无处不在的否定。因为它们无论在哪儿，都是使社会关系永恒存在的劳动过程的一个否定的秩序。劳动过程的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命。劳动否定秩序的废除，因为马克思命名为异化劳动，因此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废除。”[28]在新社会，将劳动解放出来说到底是要废除劳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秩序，以个体的自由否定异化的劳动。由于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与席勒审美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要真正实现自由，就必须使人的活动具有席勒所谓的“游戏”特征，使人能够自由地超越自身。“在游戏中，对象的‘客观性’和它的效应、对象世界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断地迫使人承认它）等等都一下子失效了：游戏者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待对象，它变得‘自由于’对象，他根本不理睬对象。这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在不理睬对象的同时就达到了自身，就进入了他的自由领域，这种自由正是劳动中尚付阙如的。”[29]在其后期著作中，马尔库塞不再将审美活动与劳动对立起来，而是从两者统一出发重新讨论劳动本体论。在他看来，如果将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定义为劳动本体论，那么就必须使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转化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创造的劳动，使“劳动服务于人和自然发展的潜能”。[30]这意味着只有将劳动变成“游戏”，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这种审美意义上的劳动与卢卡奇的劳动理论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将劳动看作马克思哲学的内核，看作走向自由历史的关键。
对于劳动的这一肯定性解读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鲍德里亚是其中的代表。在《生产之镜》第一章，鲍德里亚以劳动概念为题批评马克思的思想，这些批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劳动二重性的区分中，马克思看重的是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其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但马克思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恰恰是由交换价值所中介的，将使用价值看作纯洁与无辜的，这恰恰是一种形而上学。“为了在具体的质性的劳动和抽象的理化的劳动间保持辩证的平衡，马克思赋予交换价值（既定的经济公式）以逻辑的优先性。但在这样做时，马克思也保持着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明显倾向：使用价值的具体确定性是政治经济学结构的具体前提。马克思没有将这一图式激进化以颠覆这种表象，并揭示出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31]解放使用价值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认同，是对交换价值的认同。第二，在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中，强调劳动的本体论意义或质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在出卖过程中是可能被异化的，劳动则体现了人的类的本质。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学的偏见，这种偏见与西方的理性观念是一致的。“在这种理解中，马克思主义有助于资本的诡计。”[32]这意味着，从劳动出发重新论证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并以此建构马克思的哲学，恰恰陷入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第三，至于马尔库塞从“游戏”视角来理解劳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对当下世界的超越，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审美式的见解，“适用于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含蓄意指。虽然马克思的思想清算了资产阶级伦理学，但在资产阶级的美学面前，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无能为力”[33]。这种游戏观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前提，仍然遵循着资本主义的现实原则，让人在审美的想象中认同现实的劳动过程。因此，从劳动出发的马克思哲学并没有超越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在批判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认同。
上述对劳动的肯定与批评，虽然在理论取向上不同，但在对劳动的理解上都存在着相同点：即都把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并认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思想。他们对劳动的这一看法，主要依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劳动的论述，并将之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链接。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一方面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入手，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虽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再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强调将劳动的异化与对象化分离开来，但从劳动出发来论证人的自由的实现与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依然是此时马克思的理论基点。
从马克思思想中的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视角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马克思，一方面在导言中论证了生产逻辑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看到这种生产逻辑只有从资本主义出发才能提炼出来。在这个文本中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交互存在并相互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样，明确指出一般的生产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用资本逻辑即资本的自我增殖带来的社会总体化才能说清楚。[34]在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讨论中，马克思在说明了生产劳动一般要素后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35]相比传统的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即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要从理论上完整而逻辑一致地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就需要区分劳动与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离不开劳动力的使用，但这种劳动力是资本增殖的活工具，他与机器、生产资料等死工具一起，共同构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并形成资本逻辑的自组织系统，人只是这个系统的要素，只是资本自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因子。这时，劳动与劳动力的关系反过来了，不是从劳动来说明劳动力，而是从劳动力来说明劳动。这意味着卢卡奇与马尔库塞的劳动本体论思路并没有真正进到这一新的理论层面；同样，鲍德里亚的批评针对的还是一种劳动本体论的思路。
综上所述，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不只在于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更在于一种解释思路的界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要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事实基础上，而不是劳动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论证。劳动力成为商品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更是一个哲学—政治学的命题。这一事实揭穿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揭穿了劳动的人类学与伦理学的幻象，真实地表现了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中所处的地位。实际上，人的解放并不是劳动力的解放，而是对整个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劳动力只不过是与资本逻辑同构的概念。所以，这一区分，不仅在《资本论》的篇章结构中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进入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重要环节。

（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7页。
[6]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在批评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时曾嘲讽地说：“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此时的马克思还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将人的劳动付出看作种简单的“力”。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页。
[9]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等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12]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4]关于这一部分的解读，参见拙著：《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第四节。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
[16]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消解过程，参见张一兵、仰海峰：《马克思异化劳动范式的湮灭轨迹》，《福建论坛》1997年第4期。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2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页。
[22] [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80页。
[26]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27]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28][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29][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6—217页。
[30][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31][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在之前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专门批判了“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底蕴。
[32][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3][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4]关于马克思思想中双重逻辑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参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注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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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 | 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上）
2017-04-03 ▶ 经典与当代
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
（上）

张雄◆文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财富的学问，[1]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9世纪发展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厚的“家族谱系关系”。可以断言，17、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主要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高涨期相呼应，其巅峰成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而19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政治经济学发展进人自我反思阶段应运而生，主要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的尖锐化相呼应，其巅峰成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向世。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相呼应，突出成果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群的出现。
本文旨在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分析我们较为熟悉的叙事，由此在感性及表象的事实的基础上，再次翻转为新的反思对象，通过对一种“在场形而上学”的文本解构，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在思想的预设得到显现，为当下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路创新提供必要的思想明证和价值导向，为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获得全面深化改革的话语支撑，提供学科交叉的重要思路。

1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启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从古代社会单纯的感性需要及其满足方式，过渡到有思想地认知人类“需要体系”并自觉组织生产与交换形式，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economy”一词源于希腊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economics”的传统涵义是“家政管理”。根据文献记载，[2]在古代社会，公共财富往往被少数人掌管，立法者习惯于把这部分财富视为掌管者自身的个人利益，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古代社会立法根本不可能关注到普遍的经济利益。法学家们十分注意给财产维护带来的种种困难，特别关注如何使财产永远保存在家庭中的方法，而哲学家们只是关注财富会给人类幸福带来何种恶果，并热衷于帮助政府制定妨碍财富增长的各种法律。最早的“经济学”概念出现在色诺芬的《经济学》一书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改善家庭的艺术，显然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政治经济学无关。亚里士多德在《论共和国》第一部中，以多章篇幅论述政治经济学问题，他把这门科学命名为“理财学”，并给财富下了经典定义：财富是属于家庭和国家的经过加工的丰富的物资。但在《论经济学》著作中，他对财富管理的理解只是更偏重在感性的直观罗列上，如大量非法税收事件的真实记录，但没有任何分析与评价，政治经济学似乎还处在萌芽状态。
到了近代社会，人类形成社会团体以后，用公共财产来满足公共需要，管理由自身的财产所产生的共同利益成为必要。因此，如何征收和管理属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人，就成为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科学知识，于是最早的财政范畴、政治经济学范畴应运而生。首先是16世纪查理五世的大臣们用积极的国家财政管理行动，框定了政治经济学发生认识论原理：关注国家财产增值，以公共利益作为行政方针。西斯蒙第称他们是实现政治经济学第一次革命的功臣。其次是16世纪亨利四世时期的法国，随着国家机构的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范围的扩大，“政治经济学”一词被法国学者蒙克莱蒂安首先提出，其涵义指：管理、控制和自然法则。随后，英国的威廉·配第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似乎更强调“政治”二字，并用“政治解剖”一词来描述他对爱尔兰经济的分析。同时他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比较国家间的相对优势而使用了“政治算术”一词。17世纪欧洲很不自由，各国财政管理实行严格保密制度，使得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被限定在职业或行业内部，既不能公开发表见解，也不能相互交换信息。18世纪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革命时代，尤其是该世纪初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和世纪末的法国政治大革命，推动了社会转型与国家管理活动中作为哲学和政治学体现的政治经济学确立。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出现，集中回应了17、18世纪最具决定性的问题——社会转型和社会调节问题。它的核心理念是利益需要比利益感觉更重要，经济乃是社会的坚实基础，唯有它才能考虑和实现社会的协调性。率先从科学的经济学组织的角度，表达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寓意乃是18世纪重农学派的贡献。魁奈概括了对财富的性质和再生产与分配的讨论，并在《经济表》中赋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含义，被米拉波表述为政治经济学“似乎由关于农业和公共管理与财富性质和取得财富的方法的论文构成”[3]，到了18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用于书名中，并把它解释为关于“如何保证所有的居民得到维持生存的必需资金，消除可能引起生活不稳定的各种因素，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一切必需品以及居民就业”[4]的知识。学界公认，亚当·斯密是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创始人，他在《国富论》一书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并提出双重目标：“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人和生计……以及给国家和社会提供充分的收人，使公务得以进行”。此外，斯密还将政治经济学直接表述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学问。[5]应当说，斯密对政治经济学创立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一，他从哲学的宏大思想中构建了系统而又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庞大体系，贯通了往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传统；其二，他为西方经济学开创了集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为一体的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事实上已构成后来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拨乱反正的真理界碑；其三，他标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双重价值目标：为国家造福，为人民理财。尽管表述存在一定的抽象性和虚假性，但比起今天的西方经济学过于偏重工具理性的倾向，似乎要清醒得多。
17—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成，给了我们如下重要启示：（1）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由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欲望驱动时代，转向具有自我意识的欲望驱动时代，琼·罗宾逊指出：“政治经济理论的发展是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理性认识中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中的一个要素。”[6]从古代社会单纯的感性需要及其满足方式，过渡到有思想地认知人类“需要体系”并自觉组织生产与交换形式，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性中私向化与社会化、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并上升到规律与学说的领域，使近代人类有了激活人的欲望发展的理性工具。正因为这一点，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作了较高评价：“这是在现代世界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它的发展是很有趣的，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7]（3）政治经济学起源与西方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相伴随，它是现代性打造世俗化社会的观念形态。现代性生成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诉求。首先，从神性的人向俗性的人转变，它需要解读“世俗化”的宏大叙事。其次，现代性的经济共同体构建—市民社会，它承载着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运动，而政治经济学能够提供“受到普遍性限制的特殊性是衡量一切特殊性是否促进它的福利的唯一尺度”[8]。斯密似乎是第一个而且远远早于黑格尔在经济上理解市民社会的人，只不过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整个英国哲学界已经彻底解决的问题，因此国家可以使市民社会从一种法律、政治含义过渡到一种经济含义。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运动更多地体现在：追求每个个人主观特殊性的满足必须与“别人的需要”发生交换关系，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性。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里“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9]。被打开的市民社会，“一切癖性、一切察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显然，古代的自然本性不能指导人类的自然进化，而反映经济共同体的市民社会有着相对的指导意义。（4）经济学的问世从一开始就与哲学相关联。政治经济学虽然研究经济现象，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集中在阐述一种从自然状态的任性的特殊性，上升到从家政管理进入国家公共行政和事务管理、从人的单纯生活需要和私欲上升到具有一定道德情操观念的个人财富动力学。说它是政治哲学，是因为它彻底颠覆了“联即国家”模式治理国家的理念。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治理术。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需要和理智的国家”的知识体系，[10]在这个体系与制度的基础上，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与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5）政治经济学诞生于资产阶级上升期，其理论观点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但阶级属性毕竟带有资产阶级经济意识形态的烙印，理论的乌托邦和价值观的虚伪性不可忽视。斯密曾入木三分地说，国家的职能允许富人安安静静地睡在他们的床上。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是可想而知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11]马克思所说的伪善形式，实际上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诞生那天起，就以抽象的国家概念隐蔽了它与资产阶级利益和属性捆绑在一起的实质。

2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代的到来

政治经济学的自我革命，就是从追求自然和谐的个人经济学，转向与思辨哲学、“高等政治”相融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9世纪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鲜明的理论特征是：注重反思，追求自我批判，倡导学术创新。最敏感的话题是：政治经济学是走向“自然和谐的个人经济学”，还是通过批判转身走向与思辨哲学、“高等政治”相融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重点是通过对传统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及体系的批判，进而追问经济学原在性价值预设。实质是对西方现代性发展所导致的资本危机、生态危机的第一次理论反思与检讨。其哲学诉求旨在按照人类当下经济活动实践特征，甄别传统的理论学说，剔除陈旧教条与原理。整个学术反思过程就是创建意义的过程，真正的意义应当是真实而不容置疑的，同时也是追求可以服从的新规则。
应当说，19世纪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走向“我思故我在”的反思形态，这里有三个历史背景事件值得提及：一是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逐渐完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劳资关系对立愈来愈尖锐化。尤其是1825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日益显露出来。二是现代性发展进人了凸现“二律背反”阶段。如果说，16-18世纪西方现代性发育、社会革命和社会结构重组较明显的优势、机器生产力神奇的效率，使人们沉浸在“财富倍增效应”的遐想中，那么，由19世纪“近代的”对旧实践、旧学说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社会体内部的分裂十分深刻、极为广泛。近代启蒙观念被19世纪工业化意志和主体性资本的“理性狡计”逐步证伪，一切存在似乎都被“囚于矛盾性陷阱”之中：理性的崇拜及其缺憾；自然的开发及其失衡；主体的高扬及其“他者”的遭遇；人的解放及其异化等。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关系，更是现代性主要问题之一。三是随着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深人推进，尤其是“工业化消极后果”的大量涌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受到普遍质疑，有来自政治经济学阵营内部的学者的批判，也有来自一批德国古典哲学思想者的追问。
19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两位先驱人物值得提及：李斯特和西斯蒙第。李斯特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预设：经济分析是从现状出发，还是从乌托邦式的遐想出发？
李斯特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也是19世纪较早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家。他在对传统理论反思与批判的动力来自德国正在兴起的政治新制度的种种方略的大讨论中，深深感到在强势的英法国家经济理论和工业实践压力下，德国如何做到既合理利用英法的经验模式，又必须走出自身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显然，没有以英国《国富论》的辩证否定为基础，就难以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的批判，重点揭示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预设的三个重大缺陷，“第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只是在这样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事业”[12]。这三个缺陷关涉到两个历史认识论问题。第一，是认识论前提的真伪问题：经济分析是从现状出发，还是从乌托邦式的遐想出发？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自序中谈道，“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13]。“斯密的理论中乌托邦成分多于错误，因为这些理论仅仅属于一种与现实状况毫无关系的对世界和社会的设想。”[14]第二，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至上，还是世界范围的国民经济学至上?它关涉到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在他看来，斯密的“天赋自由权”和商业自由的原则是一种世界主义教条，它错误地将英国的情况推广到世界各地。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他将斯密的个人和人类经济与“国家经济”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了斯密的另一重大错误：强调个人欲望满足的经济增进，会导致整个人类的需要及生活的舒适。李斯特认为，通向人类经济的发展道路并不靠抽象的个人劳作，它应当是国民的经济，即它适合于现实情况和条件的大尺度经济。
政治经济学应当拥有世界历史眼光。李斯特明确提出：“必须以‘世界主义和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15]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着重在“国家”概念上进行反思。他把斯密《国富论》中的国家寓意，解释为全人类中所有的国家，从哲学意义上，他将古典经济学研究较为狭隘的时空观，放大为具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家观”，从而在理论上率先打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国际视野。
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给了我们如下启示：首先，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密切关联。政治经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推动各国上升到较发达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其次，注重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不能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趋势。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人：政治经济学是以财富为目的，还是以人为目的？
西斯蒙第是法国19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具思想个性的理论家。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16]西斯蒙第的批判意识形成有如下背景：“工业化消极后果”深层次地暴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种种谬误。[17]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制度所拥有的“资本支配一切”、“只关心物的进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的属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导致生产与消费背离，导致劳资关系极端对立，这些深刻的社会矛盾自然都会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中得到反映。被认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彻底决裂的西斯蒙第，深深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构筑了一个与现实世界极为不符的学说体系，为此他在颇具影响的批判性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专门针对古典理论预设的两个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其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预设，存在着本末倒置的错误。西斯蒙第指出，财富不应当作为目的而推进，它只能是手段，而“人”才是目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寻求人类的最大利益，……包含提高道德品质与获得幸福”[18]。古典学派只关心资本，不关心人，“当亚当·斯密发现并向全世界揭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理时，资本同所需要的生产活动，还是那么不相称，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想做到的事情就是积累资本，而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就是使资本更快地周转”[19]。“这就使我们把人遗忘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20]实际上，“政体学的研究对象，是汇集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21]。经济学倘若丢弃了以人为本，该理论就会带来实际灾难。“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22]其二，政治经济学理论预设存在着“忽视穷人的地位，丢弃穷人的利益”的根本错误。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学目的是什么？他明确指出：“政治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组成社会的人类谋求幸福。它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他们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同时，它也要寻求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23]在现实社会中，他呼吁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价值寓意的根本“颠覆”，一切祸根都来自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把这门科学变为单纯追求财富增长的学科，越来越脱离其他门类的知识，越来越失去传统的道德哲学之根本。政治经济学应当重返道德的“伊甸园”，并要回到一种政治观念上来：政府应当保护弱者对付强者，保护那些无力自我保护的人，成为所有人的经常性、稳定性的代表。西斯蒙第推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基本预设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可以变异为少数人利益的投机性，市场自由放任原则离不开政府的必要调控。方法论上注重抽象的斯密将科学变成自然和谐论，其错误实质在于将“科学”与“现实实践”相分离。而实际的当下实践，存在着多数人与少数人财富的悬差和对立。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应当捍卫“政治学目的”，把自己变成保障社会福利的政治经济学。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给了我们如此启示：他的批判是经济思想史上对工业化后果的第一次社会批判。[24]尽管他的著作中掺杂着诸多属于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和思想，但是，我们从反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思想。（1）他对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批判，对后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观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作用。（2）他对经济学应当坚持“政治学的双重目的”的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果所暴露的制度弊端，与18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背离科学性发展的实质相对应的事实。（3）他对社会两极分化中劳苦大众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悲惨状况的揭示和社会批判，特别是对政府相应功能与对策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治经济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意识。（4）他是第一个和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了灾难，私人利益的无节制发展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他要求依靠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代替经济自由主义。我们不可因为他的分析较为浅显而责备这位远离我们近200年的经济学家。

（待续）

注释
[1]参见萨依：《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脚注。
[2]主要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4卷，陈岱孙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9页。
[4]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9页。
[5]参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9页。
[6]琼·罗宾逊等：《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2—233页。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2—233页。
[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2—233页。
[10]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1页。
[1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页。
[1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杨祖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15]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17]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杨祖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18]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19]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1页。
[20]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4页。
[21]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页。
[2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23]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
[2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杨祖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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