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

柳言书 2017/05/21 09:05:07
根据新华社资深记者李安定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一汽的汇报，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领导人饶斌和李刚（两人都担任过一汽的领导人）叫去旁听。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生产了25年的红旗轿车被勒令停产。李安定以记录饶斌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会上谈到了红旗轿车时，国务院领导当面对饶斌说：“红旗油耗大、速度慢、不可靠，就停了吧。”饶斌当场进行了争辩，说车子大、自身重，当然耗油就高些，但是并不比国外同类车多。饶斌接着说，“生产十台解放牌的成本才能造一台红旗轿车，红旗轿车送给中南海的领导坐，也是我们的一片爱国心吧。”“领导说，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这是他的原话——你给我停产就完了。”饶斌问，以后这个事怎么办？领导回答：“以后就进口吧。”于是，红旗就这么当面给枪毙了，后来上海牌也在组装桑塔纳的过程中被抛弃，中国轿车工业走上一条自己不开发而是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
/斜眼笑这傻逼领导是谁
逼我骂他
坑死了中国工业  尤其是汽车工业

柳言书 2017/05/21 09:49:18
2015年5月7日，中国首个自主开发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在福建省福清市开工气要明白为什么中国能够建设这样的核电站，就必须回到历史，把目光投向四川夹江县的一条山谷。中国开发核动力技术的努力始自1958年，当时在北京组建的一支团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开始研究设计核动力反应堆。1965年，中央决定在四川省夹江地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以北京团队为核心，从全国调集几千工程技术人员在那个从未有过工业踪影的丘陵地带建立起“909基地”。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它在大西南的一个山谷里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在开发出来第一代核潜艇动力堆之后，从909基地演变而来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几乎20年没有再接到任务，几千人似乎被遗忘在那片山区，并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人员大量流失。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支披荆斩棘的队伍仍然于1980年建成了高通量工程试验堆（是设计反应堆的关键实验设备），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这种堆型的国家。1980年代末，闲着没事干的核动力院自筹资金，开发出来在美国之外绝无仅有的脉冲堆（可用于模拟核爆试验）。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工程师们，为中国设计开发了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的反应堆。当中国再次开发新一代核潜艇时，依靠的仍然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在21世纪初年再度依靠引进来发展核电时，这支队伍又差点被拋弃。但从美国西屋公司购买的AP1000问题多多，工期一拖再拖，于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再次被证明是中国核电发展的大梁。

柳言书 2017/05/21 09:50:29
中国工业精神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一旦遭受强权的威胁，社会主流思维就会转向认同“强国”；一旦遭受经济上的压制，社会主流思维就会重新讨论“富民”的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框架的存在，中国社会对于“强国”和“富民”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认知在最近十几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学无止境】喻云 在读 科学技术发展简史(914299521)  9:52:09
柳言书 2017/05/21 09:52:09
在抛弃红旗后，中国汽车工业就走上只能组装外国产品的道路；抛弃运10后的20年时间里，中国再没有能力开发大型飞机；在购买了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的核电站之后，中国为了技术上的“跨越”又在21世纪初年购买美国核电站。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在于被抛弃的不仅是产品，而且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活动体系，即技术能力基础。这种抛弃并不是无意的，而是被认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更有利于发展经济。从张胜的隐晦叙述中，当领导层在1984年年末决定改革国防工业体制时，有关的文件中曾经有一句话：“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被删除)。这种说法含有让军队和国防工业忍耐和等待的意思。不过，张爱萍对它的评价是：“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很清楚，被动摇的“根本路线”就是包含自主技术研发在内的“自力更生”，这也是本书第二章讲述的中国国防工业被抛弃的历史背景。

时隔30年之后再回顾这个政策转折，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或必然选择。一部世界发展史证明，自主的技术研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防工业可以压缩和调整，但被抛弃则不是一个想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大国所能承受的。中国后来的局部政策转变，如领导层在1990年代末提出“科教兴国”、对国防工业重新投人以及2005—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方针，也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如果自主技术研发、教育和国防工业被当作发展经济的包袱，那只能说是来自战略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与对技术的看法有关，更与对“强国”的看法有关。否则，我们无法解开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自主掌握技术对立起来的历史悬案。

当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反而经历了一个中国工业精神衰落的历史阶段。
/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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