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习仲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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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习仲勋》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3日 11:0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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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救中华，自由民主蕴新芽，两度寒热十月半，三秦娃子出习家；
神灵小童善言辩，齐家之道早循传，稍长敦敏谋国事，聪明学成平昊天；
十二组织共青团，十三领导反封建，十四弄潮入牢狱，十五结党闹身翻；
投笔从伍西北军，朝暮兵运为人民，两当起义惊杨帅，虎口拔牙主义真；
武装开展游击战，照金会师刘志丹，弹雨枪林恶战多，英雄少年挑重担。
极左路线滔天罪，肃反恶浪人人危，忠良个个遭迫害，含冤白骨一大堆；
踏遍千山涉万水，中央红军救陕北，洞中款待出牢人，关中特区当政委；
政治智慧不一般，抗日力量大发展，纵横捭阖尽挥洒，群众领袖出民间；
能文能武好劳力，擅长生产懂经济，投身革命有理想，党的利益在第一；
绥德施行三三制，各级政权大充实，抵制左倾纠偏向，保护干群倡民主。
八年抗战得胜利，出色主政西北局，中共七大进中央，马列主义大普及；
千古名将遇良才，密切配合彭德怀，保卫延安皮肉苦，黄金搭档心大快；
军事政治两不弱，策动起义胡景铎，三战三捷秧歌起，陇东三边喜报多；
黄河岸边战火燃，三万大军缺吃穿，拥军爱民齐努力，丰衣足食送前线；
边区穷人大翻身，土地改革做主人，新式整军士气高，宜川大捷提精神。
工作重心进城市，研究政策求真是，阵图推向大西北，用武不忘讲政治；
红旗升上天安门，中央政府委重任，当好人民勤务员，民主建国得人心；
统战法宝大弘扬，各界名人翘首望，礼贤下士做公仆，民族团结有主张；
三反五反倡廉洁，集中精力抓建设，大修水利助农牧，天兰铁路兴百业；
绿化西北治黄沙，实行农业合作化，稳定新疆览全局，发展国家订计划。
起草宪法管文教，勤于内政忙外交，大政方针十六字，恩来总理常夸耀；
精心工作成习惯，精辟总结入经典，精彩汇报传佳话，泽东主席连声赞；
四十不惑正当年，炉火纯青不平凡，谋略赛过诸葛亮，千户项谦诚招安；
跃进狂飙惊天外，浮夸风暴猛天灾，亲赴河南做调查，为民请命惹祸来；
借故小说刘志丹，阴谋诡计造假案，削职为民受折磨，身陷囹圄十五年。
迟迟钟鼓催未眠，耿耿星河欲曙天，乾坤扭转千帆舞，邓公浮起翻沉冤；
路长日短鹏正举，主政广东改革急，首倡特区搞开放，爱国统战侨胞喜；
回归中央当书记，人大工作顺民意，崇尚民主反专断，壮志未酬早休息；
巍巍昆仑高入云，滔滔三江流不尽，华夏自古多豪杰，革命确有后来人；
习公英才数风流，仲伯齐心解民忧，勋绩卓著振山河，功德光华照千秋。

　　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习仲勋》自注：

　　第一部分叙述习仲勋同志从出生至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成长过程：

辛亥革命救中华，自由民主蕴新芽，两度寒热十月半，三秦娃子出习家；
神灵小童善言辩，齐家之道早循传，稍长敦敏谋国事，聪明学成平昊天；
十二组织共青团，十三领导反封建，十四弄潮入牢狱，十五结党闹身翻；
投笔从伍西北军，朝暮兵运为人民，两当起义惊杨帅，虎口拔牙主义真；
武装开展游击战，照金会师刘志丹，弹雨枪林恶战多，英雄少年挑重担。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十六）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时值辛亥革命两周年刚过，他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属于新派知识分子。我们西北把未成年的优秀男孩叫“娃子”，“娃子”是对男孩子的褒称。

　　西北高原是黄帝部落的发祥地，《史记》记载：轩辕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习仲勋不愧为优秀的炎黄子孙，他能言善辩，宜兄宜弟，健壮灵敏，聪明好学，接受儒家和法家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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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如何到中央 - 搜狗搜索

习仲勋致电毛泽东：再“左”下去会输精光
2018-03-09 旧报刊剪辑 老兵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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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正在苦闷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更令他兴奋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制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史称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骑马日夜兼程从西北局所在地赶往杨家沟。根据会议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会议期间，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非常专注地听取了习仲勋的汇报，这使习仲勋感受到党中央对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担忧，并希望得到实际情况后，予以纠正的决心。这种感觉使之前一直忧心忡忡的习仲勋心里轻松了许多。

果然，在28日进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到 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在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心中有了党中央给予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因此习仲勋一回到西北局，虽然当时正逢元旦佳节，但他已无心和家人去享受节日的欢乐，立即带着工作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

1948年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积极纠正会议召开之前在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热烈拥护。（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生活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发动群众自发运动。其中关于如何区别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习仲勋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第一，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 20%。如再平分，即有80%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 80%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启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交代这些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得隐瞒，也不能夸大。接下来的两天，出席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听取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半个月内从土改一线发来的两个调查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众在土改中将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没想到若不加引导，也会走入歧途。不过，让他高兴的是，从习仲勋的思想水平和严谨工作态度上，他看到了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第3天就回电了，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再一次转发各解放区。

在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最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验证，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领导层达成共识。紧接着，我父亲和习仲勋，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追着纠”、“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亲笔信





习仲勋（后排右二）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习仲勋土改纠左，却让一个人从此怀恨在心，期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西北土改中率先推行极“左”路线的康生。

14年后的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仅发表部分章节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打落下来。具体过程是，康生在会上交给毛泽东一张字条，毛泽东打开字条一念：“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康生立刻把这句话当做毛主席语录广为散布。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是在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个说别人搞阴谋的人，自己就是个阴谋家。


险些被极“左”路线杀害的习仲勋，为14年前在土改运动中反“左”纠偏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后背负16年冤案，先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一个小小的副厂长，后在十年“文革”中又被关了8年监狱。当1979年他获平反昭雪，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他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他奉小平同志之命，正是在此期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在中南海散步时，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为极“左”阴影笼罩了中国几十年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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