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反思苏联为何解体

戈尔巴乔夫反思苏联为何解体
作为剧变的当事人，较之流行的“民心论”，戈氏的检讨更多地集中在内部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层面。
戈氏认为：苏联解体，是由各共和国私欲极强的政治精英们决定的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并宣布解散，苏联就此解体。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变故因何发生，史学界的解读已是汗牛充栋。不过，最值得重视的解读，恐怕仍要数事变当事者、最后一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晚年反思。
1998年，戈氏出版回忆录体裁著作《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其中，对于苏联解体，戈氏说道：“我现在的评价和六年前一样；这是真正的悲剧，……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苏联本是可以保留下来的。”①
鉴于很多人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主因，戈氏承认，民族矛盾在当时确实很尖锐，“1987年中期以后，族际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没有从政治局的日程上消失过”，“我本人以及我的同事们曾花大力气减缓要求分离的情绪，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效果”，“我们终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②
但在戈氏看来，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的膨胀固然严重，但导致苏联解体的真正主因，并不在此。1995年，戈氏接受鲍里斯·斯拉文访谈。当斯拉文问及：“您认为，苏联解体这一过程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是主观因素、个人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戈氏的回答是：
“这件事与其说取决于各个共和国本身，还不如说是由这些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这些人野心勃勃，欲望极强。他们中有些人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过去一直不得志，而另一些人则希望享受政权，周游世界，拥有自己的外交部、自己的专机和卫队及其他权力象征物。”③
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戈氏表达了相似的意见：“那些认为联盟倒台是由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冲突引起的议论，都是企图事后为叶利钦及其战友们的不负责任的瓦解苏联的行径开脱”，“俄罗斯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为了实现使自己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强烈愿望而实际上使联盟成了牺牲品。”④
俄罗斯作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对主导者，却选择抛弃苏联要求独立，其内在权力逻辑，叶利钦班子的智囊团曾拟有一份“绝密”文件《过渡时期的俄罗斯战略》，阐释得相当清晰。该文件分析道：
“客观上，俄罗斯不需要在它上面有一个专门从事重新分配它的资源的经济中央。可是很多其他共和国都对有这样的中央感兴趣，它们在控制住本国境内的财产之后，力图通过联盟机关对俄罗斯的财产和资源进行有利于自己的重新分配。这样的中央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可能存在，因此在客观上，不管它的干部组成情况如何，它都将推行与俄罗斯利益相左的政策。”⑤…[详细]
戈尔巴乔夫（右一）在莫斯科红场检阅台上
戈尔巴乔夫（右一）在莫斯科红场检阅台上
戈氏还认为：苏共党内权贵，为自身利益与叶利钦等人走到了一起

此外，戈氏还重点提到：“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俄罗斯领导瓦解苏联的路线，曾与苏共内部顽固的特权势力所进行的反对苏联领导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阵营——叶利钦周围的一批人和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尽管看来好像思想立场对立，（实际上）都挑唆、鼓动并串通一起来打倒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抛出以解体苏联为主旨的《别洛韦日协议》后，“那些在八月份似乎是‘为了保留联盟’而支持叛乱分子的党内权贵们，这一次却也投了搞垮联盟的赞成票！”——所谓“八月份似乎是‘为了保留联盟’而支持叛乱分子的党内权贵们”，乃是指：1991年8月19日-21日，一批包括苏联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克格勃局长在内的高级干部，以挽救苏联解体为由，发动未遂政变，企图废黜戈尔巴乔夫。⑥
对于这场未遂政变，戈氏的解读是：“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戈氏回忆：在7月底，他曾与叶利钦及纳扎尔巴耶夫晤谈，谈话内容，涉及制定新宪法、选举新的权力机构，“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的退休问题。”戈氏认为，“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⑦
事实上，苏联最终是在苏共精英党员们的欢呼声中解体的。一如戈氏所言：“在白俄罗斯，只有卢卡申科一人投了反对苏联解体的票。在乌克兰只有2-3人反对苏联解体，而其余则一致同意解体。在俄罗斯有几位代表试图发表意见，但其余人却叫喊：‘何苦竹篮打水，已经一目了然，投票吧。’于是迫不及待地在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中把苏联解体了，有六人弃权，俄罗斯议会代表中86%是共产党员……我当时就指出：‘是自私驱使他们这样做的。’”⑧
简言之，作为剧变的当事人，较之流行的“民心论”，戈氏的检讨更多地集中在内部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层面。至于这种检讨是否准确，不妨参考当日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案”——该案的侦破历时5年之久，至少3万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乌兹别克斯坦的几乎整个领导层被起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等大批党政官员被捕，在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家中，查获130公斤黄金制品……最后，案件的调查被莫斯科强行中止，原因是案件的侦破已经顺藤摸瓜，蔓延到了苏共中央，“涉及许多部长、最高法院院长、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甚至中央书记”，为“大局”计，戈氏不得不中止这一“给党的机关抹黑”的调查。戈氏说苏联解体是由各共和国“野心勃勃、欲望极强”的政治精英们、领导人决定的，非为无因。⑨…[详细]

1991年12月，莫斯科，老妇、倒下的镰刀与锤子
1991年12月，莫斯科，老妇、倒下的镰刀与锤子
注释：
①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P102。②同上，104。③《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P67-68。④《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P135。⑤同上，        P169。⑥同上，P136。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P1337-1340。⑧维·科洛基奇 德·卡尔东：《“八·一九”事件追忆 ——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1期。⑨《尼·伊万诺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反腐败》，收录于《亲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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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我最敬佩邓小平 而我们没有
时政新闻法制晚报[微博]2013-12-14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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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外交官来说，最难弄懂也最该弄懂的一个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竟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事情得从戈尔巴乔夫说起。
2004年6月初，我随胡锦涛主席访问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刚到波兰的第二天便得到消息，美国政府将于11日为不久前去世的前总统里根举行国葬。胡主席指示我作为他的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葬礼。乘班机去已经来不及了，幸好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很热情，让我和波兰政府特使、前总统瓦文萨一起搭乘波方专机前往华盛顿。这架专机就是2010年5月10日失事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那架飞机。
我同秘书张昆生和瓦文萨一起乘坐图–154客机去参加里根的葬礼。到了华盛顿后才知道，参加里根葬礼的来宾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华盛顿的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去继续参加胡主席的欧亚之行。那时，胡主席代表团已经离开波兰，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搭乘波兰政府的专机，就坐了国际航班。
我把包放好，坐下来一抬头，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坐在里面。他显然也看到了我。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访华会见邓小平同志时，我也在场。他好像对我还有点儿印象，通过翻译主动与我打招呼。
我当然很高兴与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聊天。开始几分钟，我们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心里想，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那么快分崩离析，冷战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难得有机会与直接当事人见面。我很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很荣幸与阁下见面，不想失去今天这个请教机会。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避免让对方尴尬，我特意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说完，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往下说什么。他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只能让人们去猜测了。之后，我们又找到一些轻松话题聊了很久。
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给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与戈尔巴乔夫的巧遇，把我带进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苏联曾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短短一二十年时间里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强国，在冷战时期成为两极世界的一极。后来苏联的变化却出人意料。苏联不但没有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掉队。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停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党和政府失去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国际上，苏联经常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后来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在国际道义上陷入被动。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打着“新思维”的旗号开始改革，试图彻底摒弃过去的政治体制，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8年底，我随钱其琛外长去苏联访问的时候，苏联的改革已经如火如荼，任何有趣的话题都不会比谈论改革来得更热烈。
有一次，我和我的苏联陪同驱车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赶往莫斯科。这位苏联朋友50多岁，担任中层干部多年，读过不少书，英语讲得好，待人热情，言谈幽默，看问题尖锐。我们一路侃大山。这位苏联朋友总是把话题转到改革上。他说，苏联老百姓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利益了解得并不充分，但传到这里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人羡慕了。我说，我们改革10年步子的确迈得不小，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拍我的手说：关键是你们手里已经拿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苏联改革的决心也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在大城市，在思想理论方面，改革的气氛很浓。问题是，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实惠，而实惠是最贴近人心的东西。
我记得，戈尔巴乔夫那次在会见钱其琛外长时，语气轻松、滔滔不绝地讲到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谈了很长时间。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苏联的改革正在加速。过去搞过几次改革，结果是半途而废，主要是旧的行政体制、老的思维方式使之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民主化，加强苏维埃的作用，改革管理机制。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继续往前走。
在苏联改革之初，外交部一位领导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果不其然，改革没几年，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就摇摇欲坠。国内积蓄已久的民族矛盾爆发，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主权独立宣言。苏联经济陷入全面停滞，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
苏联解体前，我去过苏联两次。那个时候，凡是到过苏联的人，回国时大多会带两种礼物，一种是呢子大衣，十多美元一件，不少人一次就买好几件。另一种是俄罗斯套娃。不是不想买别的，而是没有别的好东西可买。这种娃娃，我们中国人称为“套娃”，就是娃娃套娃娃，俄语称为“玛特廖什卡”。在俄罗斯乡村里，“玛特廖娜”是最常见的姑娘名字，“玛特廖什卡”是“玛特廖娜”的昵称，而这两个名字又源于拉丁文的“母亲”。它与套娃的特征颇为贴近，都寓意着旺盛的生命力、健康壮实的身体和人丁兴旺的后代。传统的套娃造型大多是一个圆脸农村姑娘（也有人说是俄罗斯大婶）形象，红扑扑的双颊，大大的眼睛，红红的小嘴，略带微笑，身穿绣花衬衣和长马甲，系着围裙，有浓郁的俄罗斯民族色彩。木头娃娃的腰部可以打开，里面套着一个稍小的娃娃，再打开，又套一个，一般为连续套5至8个的，还有的能连续套十几个，其中最里面的那个娃娃，甚至小到像黄豆般大小，可是依然须眉毕现、栩栩如生。
苏联高科技发达，能把人送上太空，但苏联的发展又是畸形的，轻工产品匮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颇能苦中作乐。一个中国学者讲了个故事，说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看到里面都是俄罗斯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他好奇地进去望望，陪同他的苏联朋友拉了他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给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那个时候，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经常提醒赴苏出差或工作的朋友，从北京来的时候最好多带些日用品。从事中俄民间边贸的人还有清晰的记忆：那时苏联的小朋友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吃，会攒很多其他的东西跟我们换泡泡糖。当时，苏联老百姓期盼改革最好能先让他们的餐桌发生实质性变化。
就是这个实力上曾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仅仅5年后，就从地球上消失了，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国际上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是非曲直，只能由历史去作结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中国人有理由庆幸有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导人。难怪戈尔巴乔夫在20年后说他最敬佩邓小平先生。
改革背离了“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
我曾利用各种机会向30多位外国领导人请教他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民族政策不好、与美争霸失败等等。一位多次访问过苏联的美国前国务卿说，苏联比美国经济落后，但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2009年我参加全国人大与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交流活动时，一位前苏共党员心情沉重地告诉我：苏共在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夺得政权，在有550万名党员时打败希特勒，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失去政权……
俄罗斯有人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至1990年间实施的政治经济改革缺乏深思熟虑；苏共的危机促成了苏联的崩溃；民族矛盾激化也加快了苏联的解体。政治斗争、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苏联解体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1991年5月对到访的江泽民总书记说：苏联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所有制、政治和民族等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俗话说，不要惊动睡觉的人。而他们恰恰把睡觉的人都惊动了，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了。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推行的改革出了问题，但他已无力回天。
一位中国专家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便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改革逐渐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最后葬送了社会主义。
还有人说，从俄国历史看，每70至80年要衰败一次，只有改革才能重新振兴。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在辞职演说中称：“我已完成了一生中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总统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性悲剧，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想着再重新回到苏联，那是没有头脑。
苏联解体，毁灭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理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201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就苏联解体20周年发表评论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历史。
作为一个外交官，我认为苏联最不该做的傻事就是在国际上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把中国、南斯拉夫等国家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还入侵阿富汗，自己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它至少应该知道中国人民又善良又勇敢。自称信仰马列的苏联当权者也至少应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就赞扬过不怕穷、不怕死的阿富汗人民曾击败一个“日不落”帝国的入侵……
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产生过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伟人。俄罗斯有一句名言：“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不该哭，而该行动。”这也是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断激励俄罗斯人民拼搏奋进。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引入西方的改革方案，实施“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经济几乎崩溃。1998年，俄罗斯又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经过几年的困难与转型，在俄罗斯人民和几届政府努力下，到新世纪初俄罗斯经济终见曙光。普京总统上台后，纠正了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积极探索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改革与发展道路。
这两年，我去俄罗斯时发现，莫斯科越来越漂亮，傻大黑粗的商品和苏联时代的老汽车几近绝迹。俄罗斯套娃也不断有新的变化。套娃人物造型已超出传统村姑的范围，演艺明星、球星甚至领袖人物，都成了套娃的形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俄罗斯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变迁。
这几年去过俄罗斯的同事回来都说，古老的俄罗斯变化快，真是一年一个样。这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到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时代，再到第二个普京时代，俄罗斯经历了一个衰落、恢复、重振、复兴的过程，走过一些弯路，但注意吸取教训，经济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国力明显恢复。近年来，俄罗斯在依托传统能源资源和军工产业的同时，更加重视创新，道路越走越宽。
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世界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找到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里几乎所有的元素，那就是俄罗斯。它潜力巨大。冷战结束20多年后，俄罗斯又走上振兴之路，好像应验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对中俄友好的前景充满信心。
《说不尽的外交》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首部外事回忆录。作者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李肇星还用质朴幽默的语言，首次公开自己的工作心得：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做人情；饭桌上有哪些学问；发言人为何要避免说“无可奉告”，不知道答案、忘记答案或答错了该怎么办，如何巧妙地回答各种刁钻问题……
(法制晚报)

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2012年01月04日08:25南方新闻网曾向荣我要评论(47)
字号：T|T
[导读]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社会基础变化让枪杆子也未能保住苏联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红场附近，蜂拥的示威民众爬到军车上，企图阻止车辆的前进。
社会基础变化让枪杆子也未能保住苏联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倒戈支持叶利钦的苏军坦克驾驶员Nikolai Amelin做出胜利手势。
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
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
“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
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
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2012年01月04日08:25南方新闻网曾向荣我要评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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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把军队开进首都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
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
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
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
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开枪的士兵
8月19日当天，杨恕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第一个上街的人。上午，大批坦克还在陆续开入城区。街道平静，商店开门营业，国际旅行社也开了门，大家照样排队买票。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
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
“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杨恕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
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
杨恕在红场周边观察，他认为，没有一个士兵打算开枪。就是有人下令开枪，军队也不会这样做。
“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没有能力去调动或动员整个军队参与其中。苏联军队也出现了分化，很多军人也不同意用政变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合法政权。”杨恕分析道。
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
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
“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
8月19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
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2012年01月04日08:25南方新闻网曾向荣我要评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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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20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
（参考书目：《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苏联的最后一年》以及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伊万绍夫、博尔金、叶利钦等人的回忆录）
社会基础变化让枪杆子也未能保住苏联

前苏联十大未解之谜
前苏联解体20年了，历史学家仍有太多的问题要研究和探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出了人们最想知道的前苏联十大未解之谜：
1. 苏联解体后，苏共数百亿美元的黄金和现钞到哪儿去了？据外国媒体报道，藏在了外国银行里，可代总理盖达尔雇私人侦探追查，却一无所获。
2. 苏联有没有便携式核武器？担任过安全会议秘书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提到过手提箱里的百枚炸弹，而且其中一半下落不明。可列别德的说法云里雾里，许多人认为，他把核地雷当成了新式武器。
3.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之后，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沉默了几周？事故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到5月14日他仍然什么也没说。
4. 苏联解体后生物武器是怎么处理的？
5. 加勒比危机（即古巴导弹危机）前夕，苏联与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到底谈了什么？
6. “闪电”行动是进行生物武器试验，这种行动的秘密何在？
7. 自1981年，莫斯科就命令格鲁乌（军事情报机构）和克格勃搜集美国可能进行核打击的信息。可美国人至今不知道，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对这种情报可能作何反应？难道克里姆林宫真的害怕核战争？
8. 美国情报机构在乌拉尔发现的地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这里将是战略火箭军的指挥部。
9. 苏方常常得意地宣称，敌国的国防负担有多重。中央委员卡塔耶夫说，苏联的军费占经济总量的20%。苏联的军费开支到底是多少？
10. 苏联对外情报局的工作成效如何？据美国人所知，克格勃常常夸大受威胁的程度和媒体的信息。返回腾讯网首页>>

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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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变化让枪杆子也未能保住苏联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红场附近，蜂拥的示威民众爬到军车上，企图阻止车辆的前进。
社会基础变化让枪杆子也未能保住苏联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倒戈支持叶利钦的苏军坦克驾驶员Nikolai Amelin做出胜利手势。
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基于苏联军方庞大的规模和财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军队和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并列，称其为“第16个共和国”。
不过，到了1980年代后期，苏军的好时光已经过去。苏联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全面收缩。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裁军树立政权的好形象，主动放弃争夺军事优势，转为裁减军备。在美苏关系转向缓和之机，已经担任国防部长的亚佐夫开始去美国访问。佩戴元帅肩章的他到美国第82空降师参观，随后，亚佐夫和时任苏联空降兵司令阿恰洛夫有过一番交谈。
“你怎么评价美国的空降部队？”亚佐夫问。
“如果我进行的是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您会马上把我撤职！”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语中充满着对美军糟糕训练和演习的不屑。
亚佐夫笑了。
尽管对美军的训练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国军人的工资后，亚佐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要能拿到美国士兵的工资就好了。”彼时，苏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贴被拖欠，退休的顶尖科学家一个月相当于10美元的退休金都发不出来。
去美国比以前方便了，但亚佐夫再去柏林时，却已大不如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昔日华约的军事同盟国，就像一张张多米诺骨牌，接二连三弃苏联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
军队的大收缩，令亚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内部事务上。但他发现，当军队用于打击苏联国土内高涨的民族运动时，枪杆子似乎失灵了。1989年4月，军队不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态，还导致戈尔巴乔夫和军方的关系受到损害。
失望与分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军队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却不敢为下属承担责任，他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还是采用武力为好。苏共中央会议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戈尔巴乔夫把责任全都推给了亚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
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为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军人们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顶头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
“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博尔金说。
对此，戈尔巴乔夫一言未发。也正因为如此，军队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感变得越来越弱。
此时，军中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已经靠边站了，戈尔巴乔夫破格提拔许多年轻将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找过他。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军队的丑闻，其中一些是冲着阿赫罗梅耶夫的，这令他感觉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说，当有人用种种丑闻玷污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时，戈尔巴乔夫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
1991年初，在苏军从匈牙利和捷克撤军问题上，国防部建议：由于需要时间建造营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队，苏军应在4到5年内逐步撤出。但戈尔巴乔夫却单方面决定了撤军时间——1年内完成，有人甚至在谈判前就把这个决定透露给匈牙利当局。
此时，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1990年到1991年间，亚佐夫给总统写了好几份报告，报告这些地区苏军和俄罗斯居民受歧视的情况。但戈尔巴乔夫只有一种答复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后是：“分送安全委员会委员。”对于亚佐夫这个从青年时就习惯于“说了就得照办”的老兵来说，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在这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动，使得军队各方面的抱怨声越来越高，传媒甚至时常讨论出现军人骚乱的可能性，但亚佐夫一直坚称“不会发动政变”。甚至在1991年5月，当各军区、舰队的司令们纷纷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声明时，亚佐夫还严厉地制止：“你们怎么想让我成为皮诺切特（智利军事独裁首脑，通过政变上台）呢？办不到！”
但随着情势的发展，当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冷漠和疏远，让他逐渐失去军人们对他的信任时，亚佐夫对他的失望情绪也在与日俱增。
在军人眼中，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一切，苏联总统与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军队对戈尔巴乔夫不再维护自己利益的不满，而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改革路线也表现出极度的抗拒。
就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下属的信任时，叶利钦却在积极拉拢军方将领，以期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原苏联空军通信兵主任科别茨将军1991年初已公开倒向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年轻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给他介绍部队的情况。图拉空降师驻守在莫斯科郊区，叶利钦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
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一个月后，格拉乔夫等到了兑现承诺的时机。
科别茨和格拉乔夫很快发现，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也与他们志同道合。
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他在1991年8月4日飞往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周后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
按照新的联盟条约，新的联盟之下是一个个主权共和国。谁将领导这个松散的新邦联国家？哪些机构将裁撤或保留？这些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许多权势人物在新的联盟机构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门的位置。
签署新联盟条约，就意味着苏联这个主权国家的灭亡，对于军队高官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那些后来被称为“政变分子”的人，来到莫斯科列宁大街尽头一座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密谋。来自军方的代表有亚佐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上将。这些参加密谋的人，在“8·19”事件结束后成了“水兵寂静监狱”的狱友。此时，后来在俄罗斯任总统达12年之久的普京，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宁格勒市政府官员，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
亚佐夫的办公厅主任伊万绍夫中将回忆：“失望是使这位一向循规蹈矩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站起来反对总统和军队最高统帅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亚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已经不符合从前所宣布的改革目标了。”
一年后，在“水兵寂静”监狱，亚佐夫这样解释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原因，尽管此人几年前把他从遥远的远东调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崩溃了，民族冲突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作为积极的国务活动家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在解决国内的问题”。
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2012年01月04日08:25南方新闻网曾向荣我要评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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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把军队开进首都
亚佐夫是旧体制的受益者，旧体制让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最终，他下定决心，同意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把军队开进首都。亚佐夫错误地判断：军队开进首都，就可以挽救苏联。
但亚佐夫在下令时强调，军队进驻只是为了维护秩序，而不是战斗。
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开始忙碌起来，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军官们被召到这里的苏军总参谋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师长马尔琴科夫、坎捷米罗卡坦克师师长丘日科夫几次来到总参作战部，并受到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的接见。
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领导的部队也举足轻重，他的图拉空降师就驻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亚佐夫向格拉乔夫交办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和前景。尽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对格拉乔夫的业务素质和办事能力有怀疑，但亚佐夫认为，格拉乔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许能胜任这项工作”。
对格拉乔夫的怀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维尔纽斯、拉脱维亚里加发生流血事件，军方出动军队占领电视台、广播电台。占领电台、控制舆论，这是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天下就平安无事。流血事件后，格拉乔夫在《红星报》上公开表示，他不同意当局利用军队对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对此，克里姆林宫有人不满意，亚佐夫把格拉乔夫狠狠骂了一顿。
不过，空降兵司令应该纳入到计划中来，因为一旦事态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格拉乔夫这位在阿富汗战争时就以勇敢著称的空降兵指挥官会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突击力量。
亚佐夫在军事生涯里经历和组织过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演习，但他并不知道，当大量坦克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如何在楼群密集的城市里保住政权，同时不对反对者使用武力？在亚佐夫和部分军队人士看来，他们只想将坦克开上街头，以保住苏联的旧有体制，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向反对者开枪。
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句话让亚佐夫稍感宽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据点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亚纳耶夫说，对国家崩溃的政策愤怒到极点的人民，会兴高采烈地迎接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军队，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将溜走，在人民、党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军队的热烈支持下，祖国获得拯救。
但军队开进首都，没有产生威慑效应怎么办？反对派没溜走怎么办？如果出现流血冲突怎么办？政变分子却没有真正考虑过。没有公认的领袖，害怕负责任的情绪，缺少相互协调的计划，都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不开枪的士兵
8月19日当天，杨恕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第一个上街的人。上午，大批坦克还在陆续开入城区。街道平静，商店开门营业，国际旅行社也开了门，大家照样排队买票。
莫斯科大剧院的左侧，停了几辆军车。警戒线前，站了几个士兵，拿着枪。
有几十个市民走上前质问士兵：“你们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士兵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市民又问：“那你拿着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要开枪？”士兵说：“枪里没有子弹。”市民说：“没有子弹你们可以发嘛。”
“被市民指责时，那些士兵都是很胆怯的样子，就让老百姓骂，没有辩解。”杨恕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
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孩子们回家去”，这是对士兵们说的，落款是“战士母亲协会”。
杨恕在红场周边观察，他认为，没有一个士兵打算开枪。就是有人下令开枪，军队也不会这样做。
“苏联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没有能力去调动或动员整个军队参与其中。苏联军队也出现了分化，很多军人也不同意用政变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合法政权。”杨恕分析道。
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占领接近白宫的要地。白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叶利钦已从居所驱车到达这里。政变分子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通信也没有中断，只是派了些人跟踪他。
事实上，叶利钦知道军队的动向，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动态他也悉数得知，因为格拉乔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快，有些官兵带着坦克倒向白宫保卫者一方，他们掉转炮头，支持叶利钦。
叶利钦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宫，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一辆坦克。苏军总参谋部上校布兰涅茨和几个军官一道换上便装，以来回走动的方式在莫斯科街头军队的周围执勤，并把侦察到的情况定时向首长汇报。
“在叶利钦演说那一刻，他显得非常漂亮：他的整个外表，手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散发着胜利的激情。”布兰涅茨回忆。
在演讲中，叶利钦多次使用“军政府”一词，这令布兰涅茨心中一阵阵刺痛。他认为，“军政府”这个称呼带有侮辱性，其不正确性在于，军政府通常搞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叛乱。在这个八月，就是把政权白白送给军队，军队也不要，因为军队的使命并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事实上，部分军队人士始终觉得，他们将坦克开上街仅仅是为了保住旧有体制，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向反对者开枪。
亚佐夫同陆军司令部、莫斯科军区和其他军区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他不断向下属强调：“不容许发生流血。”此时，军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些军官坚决反对动用武力，因为在保卫白宫的人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师、团指挥员则要求采取坚决行动。
格拉乔夫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作为军人，格拉乔夫不能抗命，他坚决执行亚佐夫把空降师调进首都的命令，向亚佐夫及时报告；但另一方他还和叶利钦保持联系，这是一个天大的升迁机遇，他不想错判形势，站错队。
8月19日凌晨，叶利钦给格拉乔夫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格拉乔夫从亚佐夫那里听来的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说法，叶利钦予以驳斥。他问：“你能派自己人来警卫我们吗？”格拉乔夫同意。
当天下午，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
解读苏联解体：军队为何放弃了红色政权
2012年01月04日08:25南方新闻网曾向荣我要评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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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联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及其导弹部队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但强大的军力，未能在苏联解体时挽狂澜于既倒。当苏联面临生死关头，是什么让军队放弃了这个红色政权？

尘埃落定
“军队为什么原地不动？它应当显示力量。”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多次催促亚佐夫下令采取行动，驱散白宫前的人群，但亚佐夫必须考虑行动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骚乱时军队采取的驱散行动。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军队驱散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人群，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类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还刚刚在维尔纽斯、里加发生。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
当国家面临消亡的危险时，亚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国家的行列，就像参加上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光荣地战斗。那时，法西斯德国就是他的敌人。在漫长的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就是他的敌人。
但现在，如果有战场，这个战场是在首都莫斯科。敌人在哪里？是那些说着俄语、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吗？
向同胞开枪，会有什么后果？亚佐夫和军方不敢想象。他们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虽然紧急状态委员会制定了夺取白宫的计划——“大使馆”行动，但这个命令从未下达。
8月21日凌晨，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又响了，对着话筒，亚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对付那些醉醺醺的人。”当时，亚佐夫同意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讲几句话。记者问：“军队是否要冲击白宫？”亚佐夫声明：“不，不会的。”
黎明时分，又一阵坚决的电话铃声响起，亚佐夫不得不拿起话筒。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国防部长到他们那里去。”打来电话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里。” 亚佐夫断然拒绝，他让阿恰洛夫带话，“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当天清晨，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于是，亚佐夫下令撤军。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
在杨恕看来，不开枪成为军方的情绪，没人愿意下这个命令，即使下这种命令，也没有人愿意执行。“莫斯科军区司令天天在电视上表态，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不顶用。不开枪，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杨恕分析。
三天后，68岁的苏军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死者穿着整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手里没有枪，元帅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边的遗书写道。苏联官方没有表示慰问，第一个为他写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国将军。
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元帅为之奋斗的国家灭亡了。
仍在军队任职的布兰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军中浮世绘：亚佐夫及一些老战友住进“水兵寂静”监狱，三年后获俄国家杜马大赦出狱；格拉乔夫、列别德等人迅速堆积官职；一些将军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毁党员证，大声讲述他们的祖父曾放火烧了苏联建立的集体农庄。
2004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作为他的生日贺礼。当初为挽救旧体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为亚佐夫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
有人在评价“8·19”事件时说，假如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为首的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儿就得手了。
想起这些事，叶利钦仍感觉后怕。“政变分子若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他在一本传记中写道，“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1991年8月，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两年后也面临类似价值底线的考验，却没能超越他笔下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1993年10月，叶利钦调集军队，用坦克攻打白宫，造成880多人伤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获得了“勇敢”勋章。
莫斯科街头的炮火早已经散去。至今，杨恕仍清晰地记得20年前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街头，那位羞涩的苏军士兵。
杨恕听得很仔细。有位老太太质问一位在街头待命的年轻士兵：“你到这里来，你告诉你妈妈了吗？你妈妈知不知道？”士兵低着头，胆怯地说：“没有，我妈妈不知道。”
（参考书目：《沉沦之师：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手记》、《苏联的最后一年》以及戈尔巴乔夫、克留奇科夫、伊万绍夫、博尔金、叶利钦等人的回忆录）
社会基础变化让枪杆子也未能保住苏联

前苏联十大未解之谜
前苏联解体20年了，历史学家仍有太多的问题要研究和探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出了人们最想知道的前苏联十大未解之谜：
1. 苏联解体后，苏共数百亿美元的黄金和现钞到哪儿去了？据外国媒体报道，藏在了外国银行里，可代总理盖达尔雇私人侦探追查，却一无所获。
2. 苏联有没有便携式核武器？担任过安全会议秘书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提到过手提箱里的百枚炸弹，而且其中一半下落不明。可列别德的说法云里雾里，许多人认为，他把核地雷当成了新式武器。
3.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之后，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沉默了几周？事故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到5月14日他仍然什么也没说。
4. 苏联解体后生物武器是怎么处理的？
5. 加勒比危机（即古巴导弹危机）前夕，苏联与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到底谈了什么？
6. “闪电”行动是进行生物武器试验，这种行动的秘密何在？
7. 自1981年，莫斯科就命令格鲁乌（军事情报机构）和克格勃搜集美国可能进行核打击的信息。可美国人至今不知道，安德罗波夫等苏联领导人对这种情报可能作何反应？难道克里姆林宫真的害怕核战争？
8. 美国情报机构在乌拉尔发现的地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有人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这里将是战略火箭军的指挥部。
9. 苏方常常得意地宣称，敌国的国防负担有多重。中央委员卡塔耶夫说，苏联的军费占经济总量的20%。苏联的军费开支到底是多少？
10. 苏联对外情报局的工作成效如何？据美国人所知，克格勃常常夸大受威胁的程度和媒体的信息。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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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他并非俄罗斯国民心中英雄 - 搜狗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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