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今天的学术语境,康有为对西方的帝国观念的了解显得十分粗浅。可是,与康有为相比,我们对西方帝国的观念乃至历史的认识是否已经成熟,同样是个问题。一般教科书迄今仍然把罗马帝国西部沦陷于日耳曼蛮族之手视为罗马帝国的灭亡,对罗马帝国首都东迁之后这个帝国还存活了一千年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由于西方政治史学界长期以奥古斯丁的双城理论为看待罗马帝国问题的起点,极少有人关注东罗马帝国的帝制论及其与东方基督教政治神学的关系,我们的理论关注视野也不会投向这个千年帝国及其政制法理。晚近的著名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王国与荣耀》重新审理彼得森(Erik Peterson)与施米特在1935年至1970年间的那场关于“政治神学”的历史性争论,由此发掘东罗马帝国的政治神学法理,从治理与荣耀的关系入手探究西方政制机制中的某种终极结构之类的东西,并与现代民主政制的法理问题联系起来。这个例子表明,即便西方政治理论学界的视野也长期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未必能看清自身的帝国理论的历史真相。如果我们不用独立于西方政制理论的目光来审视西方的政制历史,我们对中华帝国自身的法理问题也很难获得恰切的认识。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语思想家曾打造(甚至可以说伪造)出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在世时未必有的亚历山大帝国观念,以图在精神上抗衡或影响正在形成的罗马帝制。查理曼帝国存在的历史时间很短,但查理曼帝国作为观念却有很长的生命力,在拿破仑征战的马背上,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都可以见到这种帝国观念的幽灵——就在一个月前(2014年5月27日),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开展一个名为V ter Europas(欧洲之父)的特展,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查理曼大帝的事功为主题,可见欧洲人迄今缅怀自己的帝国辉煌。面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政治法理的挑战,康有为对中国帝制传统的情怀和历史担当提醒我们必须自觉检审:共和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西方文明政制的认识是否有了实质性的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