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的败笔：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晚年的败笔：即席向江青献诗
人民网 [微博] 笑蜀2014-06-24 13:51我要分享 18
[摘要]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晚年的败笔：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与毛泽东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亲》等，并发起成立创造社。抗战期间创作了《屈原》等历史剧。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诗的意境没有，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而它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根据毛泽东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遗憾的是，类似的败笔，甚至比这更大的文学上、学术上、政治上的败笔，在这位文豪的晚年不断地出现。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1、为何从持论公允到“扬李抑杜”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1958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191行。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2、无限崇拜领袖，难逃“文革”冲击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你要接过鲁迅先生的大旗，肩负起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责任。郭则表现得诚惶诚恐，不无忧虑地说：“我能吗？”他当时的“诚惶诚恐”并不都是出自谦虚，起码还有多半来源于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正因为如此，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批之处，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

3、“焚书”检讨震惊中外

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攻击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郭沫若事先也没料会有此种反响，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

……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4、最苦涩的作品———即席向江青献诗

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自发行为，而纯粹是中央文革煽动的。5月2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皆无。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在红色恐怖席卷中国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暗示公众：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郭沫若看出此层深意。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

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人的悲剧！

5、“批林批孔”又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他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还把他读过5遍的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指令：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更坏的消息又传来了，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回答：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决，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19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

“文革”中备受摧残的郭沫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去世了。“四人帮”刚倒台，郭沫若就写了一首诗，又焕发了《女神》时代狂傲不羁的精神，说“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发誓要把所谓的神佛统统打成烂泥巴。可惜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那个亲手砸碎天下所有神像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书面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憾了。

摘自笑蜀《今日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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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文学人生事业的“第一桶金”。它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创作的发展走向。李兆忠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洞幽烛微，还原了它的诞生过程。此值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12期，本次刊登时李兆忠先生作了修定。由于原文较长，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把文章分三次（上中下）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1919年至1920年之交，无论对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受五四运动和惠特曼诗风的激荡，一连串诗篇从郭沫若胸中喷蔳而出，在中国诗坛猛烈爆发，宛如横空出世，气势之大仅从标题就可看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第一人称的“我”，赫然飞舞的惊叹号，感叹词“呀”、“哟”，充塞于字里行间。它们不仅与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诗歌截然不同，与正在嬗变中的中国新诗也大相径庭。时过境迁，八十年之后重读这些诗篇，人们依然感到惊异，比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放纵，何等的疯狂！这样的作品不仅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它的出现，使步履蹒跚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突然加快了节奏。不久这些作品以《女神》名结集出版，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席诗人的地位一举奠定。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是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二年级学生。这是郭沫若留日的第七个头年，从中国现代留学生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时节。差不多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异域生活和东西方文化的激荡，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两篇革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不过具体到郭沫若，情况还是很不同。如果说《摩罗诗力说》、《文学改良刍议》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的产物的话，那么《女神》就是苦闷压抑之下的激情喷射。读着这些奇异的诗篇，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郭沫若的留学“七年之痒”以如此的方式释放？

郭沫若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供参考——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

这段自白告诉人们三点：第一，郭沫若是个偏于主观的诗人，想象力胜于观察力；第二，郭沫若属于冲动型的性格；第三，这种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难以做出伟大的事业。联系郭沫若的人生实际，平心而论，前两点说得都到位，第三点则需作一点辨析。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个抱负远大、领袖欲强的人，如此低调地称自己没有“做些伟大事业”的“野心”和“能力”，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但考虑到郭沫若当时只是文坛新秀，一位前途未卜的留日医科学生，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能成如此大的气候，这或许是他自谦的原因吧。不过细细琢磨这番话，仍能给人某种启示，诚如作者所言：冲动性的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如果在此基础上引申一下，那就是：冲动性的人往往感性大于理性，缺乏深邃的思想和定力，具体到郭沫若，只消将“胜劳耐剧”四字改成“持之以恒”，就很到位了。联系郭沫若一生思想意识与行动表现的摇摆多变、自相矛盾，不能不令人叹其中肯。君不见，这位当年敢于吞噬一切的“天狗”，专门攻打偶像的文化英雄，后来不是跪倒在偶像脚下，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吗？这位曾经信奉“艺术是自我表现”的诗人，后来不是心甘情愿成为党的“喇叭”，自觉地以文学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炮制海量的“假、大、空”诗文吗？这一切，除却别的因素，与郭沫若“冲动性”的文化人格显然不无关系，个中原委值得细细梳理，不过这已偏离本题，还是言归正传吧。           

一         

1913年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东瀛之旅，说背水一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郭沫若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这意味着，郭沫若必须在半年之内考上官费学校，否则只有打道回府，回到他厌倦不堪的祖国；其二，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初出夔门》）

取道中国的东北，路经朝鲜，经过两周的辗转，郭沫若于1914年1月13日到达东京，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中国与日本有官方协议，五所日本国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它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第一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的中国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于是，这五所学校便成为中国留学生鲤鱼跳龙门的竞争目标。由于报考的人太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人考了八九年也没成功，因此要在半年之内考上，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然而，郭沫若创造了奇迹。1914年7月，郭沫若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录取者仅四十余人，在医科正取的十一名中，郭沫若名列第七。郭沫若出国之前没有正经学过日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考上日本一高预科，证明了他的天才与毅力。这是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他终身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考入了一高的特设豫科，我立刻享受着官费，我于是仅在半年间因成绩优等而为官费生，这实在是一件顶使人愉快不过的事。在我的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快乐。”（《自然的追怀》）

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本的学校从高等学校起就开始分科，一高预科也不例外，它分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个班，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郭沫若此举令人纳闷：不久前刚放弃国立天津军医学校的入学资格，到了日本何以又选择医学？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此一时，彼一时也。郭沫若当初投考天津军医学校，并非出于对医学的爱好，而是想逃离令人郁闷的故乡四川，而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当时国内的教育全不抱希望，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来到日本后，形势大不相同，郭沫若必须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专业，学有所成，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由于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又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再加上不擅长数学，实业与医学于是成为他的首选。在1914年3月14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表示：“男来东留学，志在实业及医学两途”。同年6月，郭沫若报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失利，就剩下学医一途。在1914年9月6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这表明，郭沫若选择医学，既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也不是出于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如鲁迅），而是谋生的需要。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后来有清楚的解释——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创造十年》）

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五年前，还是在四川的嘉定中学读书时，他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高烧损害了耳膜，其症状，据本人形容，就是“不痛不痒，只是带翁翁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这种病对于一般人也许无关紧要，对于一个学医、将来准备行医的人却是致命的，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如何给人断病？

聪明过人的郭沫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察觉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日本的教学方针。日本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学外语，为大学的深造打基础，就拿郭沫若就读的医科来说，课程以德文时间最多，因为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鼻祖，一周多达二十课时，再加上英文和拉丁文，学外语的时间就更可观；另外，日本的外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外语课几乎就是外国文学课。这对于郭沫若来说，无异于老鼠掉进白米缸，原先被压抑的对文学的嗜好，现在又被刺激起来。先是泰戈尔，接着是海涅、歌德、雪莱、莎士比亚、席勒……西方著名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郭沫若的视野，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后来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诗的觉醒期”，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他这样写道：“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生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这种“诗的觉醒”意味着不同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艺术感觉的诞生。至此，郭沫若已经做好文学起飞的准备。


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郭沫若陷于痛苦之中。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连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无法掌握，郭沫若终于醒悟：“性既不近，耳又不聪，继续学医，断无多大成就。”（见1922年1月11日家书）从第二学年起，他就想放弃医学，改入文科。这个念头后来一直挥之不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先是日本妻子坚决反对，认为学医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后来是创造社伙伴成仿吾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必要进文科。然而从心理上到行动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已是无可挽回。福冈五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女神》、《星空》中数以百计的诗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鼠灾》、《残春》、《未央》，《三叶集》中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还有歌德、海涅、泰戈尔等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翻译，都是那一时期完成的。期间有半年多时间郭沫若抛弃学业，频繁地往返于福冈上海，创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全部医学课程的考试，获得了医学士的学位。然而郭沫若获得医学士学位之日，也就是告别医学之时，这个凭聪明和毅力获得的医学士头衔始终只是一个摆设。郭沫若曾自诩自己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从知识层面来讲或许真是如此，并且，即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学医对郭沫若也是不无帮助。诗剧《湘累》、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明显地受到现代医学知识的影响。《湘累》中的屈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残春》则是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潜意识理论的演绎。郭沫若后来论文谈艺，与论敌打笔战，也经常喜欢援引医学上的知识与理论，甚至达到卖弄的地步，比如他对胡适的“五大魔鬼”论的抨击，就援引疟疾与花柳病的知识，大加发挥。还有，郭沫若这样定义诗：“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公式，没有医学修养的人绝对做不出来的。尽管如此，学医的过程对郭沫若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郭沫若后来曾将此归结于日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未必的确，因为日本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也是填鸭式，郭沫若并没有觉得枯燥，反而甘之如饴。1921年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只望时钟早响。但是响了又怎么样呢？响了之后，依然又是一场独白剧，一点如是，两点如是。今天如是，明天如是，过细想来，恐怕人生一世，永远都是如此罢。上了一礼拜的课，到今礼拜来，率性又‘撒波’起来了，率性在家里闭门读书，上前天想重把生理学来研究，念了一天的书，第二天又厌倦起来了。开开书本就想睡。我恐怕得了嗜眠症的怪病。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又把一些干燥无味的催眠剂丢在一边了。”而在1920年8月24日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甚至将自己的学医生涯与骷髅——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这样写道：“你《人生》一诗简洁深永，我很爱。我读了，想起我去年某日早晨，独坐在解剖学教室中，学生一个都还没有登校；室中正面只有两个髑髅挂着，睥睨着我；背后壁上的时钟不断地刻划，我做了一首诗写在钞本上面：‘铁塔——铁塔！/壁上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逼迫——逼迫！/胸中的血浪儿乱打我的心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耳不聪、性不合、学成无望的前提下，医学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因素，强烈地刺激着郭沫若的文学冲动。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郭沫若将近而立之年，人生事业一切都还没有头绪，作为一个志向远大、才华超群的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切？在1918年月11月27日致胞弟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势之所积，理复云何。回首故乡，不觉怆然神丧矣！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迷茫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处境下，借文学浇胸中块垒，希望通过文学打出一条人生之路，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郭沫若的同窗有泽保这样描绘大学时代的郭沫若：“削瘦白皙的身躯，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搭讪。可是，同学找他聊天时，却能友好相待，偶尔谈及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常常是话如流水，滔滔不绝。对医学的学习尽管不很专心，可是，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却能抓住要领回答得很好，真不愧是个俊才，受到大家的钦佩。”（见《郭沫若研究》第5册，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据《创造十年》交代，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骷髅》是他在解剖尸体时，因尸体上纹身图案的刺激，产生灵感创作而成的。十几年之后作者叙述此事，依然兴味盎然，其中这样写道：“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着刀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落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是在做显微镜解剖学实习时，一边观察着显微镜下的肌肉纤维，一边构思而成的。而那首大名鼎鼎的《凤凰涅槃》，是作者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受到诗意的袭击，在笔记本上东鳞西爪地记下来的。

也许是天助，就在郭沫若的苦闷与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借这股强劲的东风，郭沫若郁积已久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的伯乐，而郭沫若则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在宗白华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栏目之前，郭沫若还是一个汲汲无闻的文学青年，偶有作品在该报发表，并未受到重视；是宗白华接管《学灯》之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才真正拉开序幕，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叙述的那样：“我同白华最初并不认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一九二O年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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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著有《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扩张的王国》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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