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年创作，原创歌剧《边城》上演 用音乐语言诠释文学之美

历时十年创作，原创歌剧《边城》上演

用音乐语言诠释文学之美


本报记者 陈圆圆
《 人民日报 》（ 2022年11月04日   第 08 版）






　　“清清的水咧山边流哎，白塔倒影颤悠悠。”少女翠翠灵动的歌声中，一只渡船在江面缓缓荡开——舞台上，烟雨朦胧，水车转动，一幅湘西边城的画卷铺陈在观众眼前。10月28日，根据著名作家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原创歌剧《边城》在中央歌剧院剧场首演。

　　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先生写下中篇小说《边城》，以湘西小镇茶峒为背景，讲述了船家女翠翠与傩送、天保之间青涩炙热的爱情。歌剧《边城》由中央歌剧院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出品，中央歌剧院院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歌唱家雷佳担任艺术总监。整部剧筹备了10年之久，从音乐创作、试演到重新排演历时8年，已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经典著作走上歌剧舞台，如何用音乐语言诠释文学之美？这部剧保留了原著的核心情节，同时进行了舞台化的艺术凝练，将原著中着墨不多的翠翠母亲的命运暗含其中，呈现出一明一暗两条戏剧线索。雷佳分饰“翠翠”和“翠翠妈”两个角色。

　　舞台上，戏曲、民歌、舞蹈、交响、合唱等元素诗意交织，犹如一首充满浓郁乡情的散文诗，将色彩丰富的湘西世界娓娓道来。

　　“水车与投影、吊脚楼与高阳台、老渡口与小渡船，似实似虚；内外两层的转台，前后游动的台阶，似虚似实。”该剧导演王晓鹰介绍，这两种舞台语汇合为一体，使《边城》的整体演出形成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的诗化效果。演员身处的多场景、多时空的环境，浓缩成一个象征命运的圆形转台。而从观众视角看去，背景的LED大屏幕随着剧情实时变换，或烟雨朦胧，或弯月高挂，或惊涛骇浪，让人打开无限想象的空间。

　　作为高雅艺术，面向当代观众的歌剧创作，如何做到既有内涵又接地气？从2014年起，主创团队多次赴湘西采风，剧本易稿8次。“我们听了很多土家族、苗族的民歌，尤其是到了山里听到很多老人家都唱得很好，对于创作有很大启发。”作曲印青感叹，要将音乐歌剧化，让人感觉到既来自民间，又得到升华，需要下很多功夫。剧中，丰富的地域元素、民俗色彩，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视听感受。

　　听——置身现场，会沉醉于那扑面而来的湘西风情，会被那龙舟飞渡、渔鼓雷动的热闹场面感染；听着山歌、船歌、古歌，翠翠的天真、善良，外公的正直、倔强，傩送的活泼、执着，天保的豪爽、仗义，以及乡民们的有情有义，鲜活地跃然于谱上、彰显于歌中。

　　看——少年们天真热烈的情感，化作对自然万物的诉说：“把故事讲给今晚的鹧鸪”，情窦初开的阿妹在月光下吐露心事；“虎耳草，叶儿圆，就像那小虎崽躲在那山边边”，象征爱情的歌谣在梦中响起；男女青年对上歌后大胆表白，“竹影斑斑荧光微微，正好来敞开我的心扉”……值得一提的是，歌词中不乏这样生动、俏皮的表达，保留了原著中诗意的自然景观，如一块天然去雕饰的璞玉。

　　雷佳觉得，“《边城》蕴含着自然之美、乡土之美、人情之美，和在生命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始终闪耀着的普遍而永恒的人伦之美。”用现代的舞台语汇诠释民族情感、民族诗韵与民族意象，正是这部歌剧创新探索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把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搬到歌剧舞台上，我们都在努力追求中国歌剧民族化的全面探索实践，我也竭力在《边城》的舞台上体现抒情的艺术基调、写意的美学品格。”王晓鹰表示，希望通过尝试，实现“戏剧演出中的诗化意向”这一导演追求。

　　入目是山城烟雨，绕耳是渔歌互答。大幕落下，翠翠的身影定格在渡口，一曲悠远深情的山歌久久回荡……历时十年创作，原创歌剧《边城》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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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11-19 03:43
　　作者：贾雨薇（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

　　今年是著名文学家瞿秋白逝世85周年。在短暂的36年人生中，瞿秋白所从事的对俄罗斯文学的传播、研究与译述工作，不仅为中国新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蜕变前导引路，也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他为人类留下的宝贵的思想与文学财富至今仍熠熠生辉。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选择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是在时代与个人的作用下共同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的“黑甜乡”，而此时的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革命，作为一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瞿秋白冲破重重阻碍，以中国第一批特派驻外记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等身份多次赴俄，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最系统地向国内报道苏俄情况的先行者。

　　瞿秋白倡导以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思想来源，重新阐述了文艺与阶级、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的“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理论主流。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提出了“文腔革命”，在对“五四”精神继承的同时，又对其文学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批判，而这同样是在瞿秋白旅苏期间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建设经验的观照之下展开的。

　　普希金曾说，“译者是传播文明的驿马”。作为我国最早从俄文原文直接译介苏俄文学作品的“红色翻译家”之一，瞿秋白率先翻译并系统研究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苏联作家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人的文学作品，为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作出了贡献。1919年到1935年间，他曾翻译了几十部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总字数逾二百万。他的译作体裁多样，特点鲜明，政治与文学色彩并重，凭借其独特的语言优势直击苏俄文学的思想内核，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还在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时就已如饥似渴地阅读契诃夫、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积极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他的第一篇文学译作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刊登在1919年《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随后，他还陆续翻译并发表了果戈理的小说《妇女》、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安琪儿》，与耿济之共同翻译完成了《俄罗斯文学丛书》《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他也是将《国际歌》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并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此外，瞿秋白还鼓励并带动了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并亲自为他们共同翻译的作品《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驿站监察史》等作序。

　　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带给瞿秋白的是一次思想上的重大转折，曾经耽于旧体诗来排遣个人积郁的吟咏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人民大众。他的译作涉及教育、科学、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以科学民主对抗封建愚昧，以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核心思想。同时，文学活动的转型也促成了瞿秋白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正如瞿秋白在翻译果戈理的短剧《仆御室》时在《后记》中所说，要“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改变‘社会的恶’”。在1931年至1933年间，他又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普希金的《茨冈》、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克里慕·萨莫京的生活》、革拉特珂夫的《新土地》以及别德讷衣、绥拉菲摩维支等的诸多经典作品。

　　除文学作品外，瞿秋白还凭借其精湛的俄文水平与对苏俄政治哲学、文学政策的深入理解，翻译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在内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功能。大量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译介与引入也为其后来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使得中国左翼作家对苏俄文学的真诚接受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抹独特的亮色，这对后来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还亲自尝试创作大众化的文艺作品。而他的创作活动有许多都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进行的，正如瞿秋白自己的总结：“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其早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显露出苏俄文学的痕迹。散文《战争与和平》显然是借鉴了托尔斯泰长篇同名著作的标题，《爱》《劳动》等也是受到了托尔斯泰泛爱主义与劳动主义观点的影响而写就的。散文《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都脱胎于高尔基的诗歌《海燕》，其中所传递出的战斗精神与抒情意蕴，甚至语言风格都如出一辙。

　　在首次赴莫斯科工作的两年中，瞿秋白以其特有的诗人才华与文人气质，完成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著作，这是中国最早的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全面介绍的文学作品。瞿秋白以俄罗斯文学中典型的“多余人”形象自喻，进行反思与自省，在新俄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为人生与社会找寻新的出路，实现了文学才情与政治理想的结合。这样的异质文化特征在其英勇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中也多有体现，《多余的话》中所包蕴的忏悔意识也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质之一。

　　除散文外，在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过程中，瞿秋白还写下了大量的杂文以及创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作品，如《学阀万岁》《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批判了“第三种人”并论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这些作品大多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述。

　　当然，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一味地盲目仿制，正如瞿秋白自己所说：“我们看待俄国的文学，只不过如吴季扎的观诗，可以知道他国内社会改革的所由来，断不敢说，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社会的目的。”他凭借扎实的旧学基底、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与现代学术意识，不断挖掘俄罗斯文学所承载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内在动力的相似之处，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丰富指涉，用书生革命者的一腔赤诚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9日 13版）

[ 责编：田媛 ]https://news.gmw.cn/2020-11/19/content_34380575.htm

俄罗斯文学为什么群星闪耀？谈谈它的“白银时代”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年11月12日 12:08:44 来自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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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俄罗斯令人捉摸不透，充满不确定性，而文化上的俄罗斯，有人觉得是沉郁的、浪漫的。俄罗斯文学尤其令人瞩目。在其文学史上，有“白银时代”之说，它于20世纪30年代由诗人奥楚普明确提出，被用来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那是俄罗斯文化开放并不断综合的时代。

当时，现代主义潮流兴起、发展于欧陆，其“推陈出新”（庞德语）的特质展现在各领域的极速革新之中。不管是文学、绘画、戏剧，还是音乐、雕塑、电影，无一不在寻求新的表达理念与方式，“标新立异”成为共同的追求。受时代潮流浸染，大约同一时期的俄罗斯同样在进行现代主义变革。

随着时代变迁，“白银时代”一词不仅被广泛接受，且被泛化使用，同一时期的文学、绘画、音乐，乃至哲学和思想均被冠以“白银时代”的称谓，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也被后人视为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化变革的序幕而被研究。仅就诗歌而言，“白银时代”主要有三大现代主义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更是出了一众著名诗人，如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后世影响巨大，最显著的例子也许就是1987年诺奖得主布罗茨基。在随笔中，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进行了详尽分析，并以此表达了崇敬之情。

“白银时代”这一文化极度繁荣时期得以出现，受到了哪些因素影响？三大现代主义流派有怎样的诗学主张，彼此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白银时代”各艺术门类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借《白银时代诗歌金库》出版的契机，我们就以上问题采访了译者郑体武，以较为详细地展现“白银时代”的整体面貌和特征。



郑体武，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出版有《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等专著，以及《俄国现代派诗选》《勃洛克诗选》等译著。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白银时代诗歌金库》（男女诗人两卷）

作者: 曼德尔施塔姆、安娜·阿赫玛托娃 等

译者：郑体武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 2020年1月

01

“白银时代”，一个比喻

新京报：文化极度繁荣的“白银时代”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之所以可以出现，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郑体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只俄罗斯，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处于转型和变革时期。尤其是法国，作为欧洲艺术中心，早在十九世纪末期，或者再稍早一点，法国的文化艺术已经在发生变革和转型，现代主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属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流派是象征主义，有正式宣言是在1886年。当然，现代主义潮流的实际发生，要早于宣言问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去世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象征主义没有正式宣告诞生时，人们对波德莱尔的看法也不一致，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还是现实主义的。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十九世纪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等。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艺术领域发生变革，甚至科技领域，比如物理学的很多理论（相对论、量子理论）也都大体上出现在这一时期。这是一个时代氛围，欧洲如此，俄罗斯如此，中国也如此。

中国文学发生转型，一般说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中国文学发生的变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了。1898年前后相继发生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宣告了中国文学的变革。日本文学也如此。

从文学内部看，俄国诗歌发展到这一时期，遇到了表达危机。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随后政府对革命民主力量进行反扑，社会进入压抑期，文学便需要寻求曲折隐晦的表达手段，象征主义的美学主张正符合了这一需要。再者，前人传统的表达方式已经走到极致，也要求革新。第三，象征主义在俄国也有本土土壤，可以追溯到丘特切夫。

新京报：是否可以将“白银时代”视为俄罗斯诗歌（或说文学、乃至艺术）的“现代主义”时代？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具有怎样的诗学主张，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郑体武：“白银时代”大体上就是1890到1917年，或者1892到1917年，共二十几年。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呢？1890年代，俄国象征主义登上舞台，比法国的让·莫里亚斯以宣言的形式宣告象征主义诞生的时间晚六年。这是俄国象征主义的第一代，以彼得堡的梅日科夫斯基夫妇、明斯基、索洛古勃和莫斯科的勃留索夫、巴尔蒙特为代表，这是老一辈。二十世纪初，出现第二代象征主义，以彼得堡的勃洛克、莫斯科的别雷等人为代表。



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俄国象征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俄国诗歌史上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高峰，阿赫玛托娃称他为“二十世纪的里程碑”，马雅可夫斯基称他代表了“一整个诗歌时代”。

第一代受法国的影响更重一些，尤其是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更重，第二代本土色彩更强。1910年左右，俄国象征主义出现了危机，作为有组织的一场文学运动逐渐走向解体。其中的原因，有象征主义团体内部的，另外也受到新崛起的两个新流派的挑战，一个就是阿克梅主义。

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是欧洲或世界性的文学流派，但阿克梅主义不一样，别的国家没有叫阿克梅主义的，从名称上来看，它是俄罗斯独有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仅是俄国的现象，跟世界文化没有关联，实际上它受到法国巴那斯派的影响。在俄国国内，也受到象征派的影响。阿克梅派的多数成员早期都参加过象征主义流派的活动，甚至本身就是象征派中的一员，不过后来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脱离了象征派，自己拉起一干人马，树起了阿克梅主义的大旗。

阿克梅主义对待象征主义是扬弃的姿态，一方面承认自己继承了象征主义的某些东西，另一方面，也要摒弃象征主义的一些弊端。主要摒弃的一是女性化，一是抽象，还有象征主义惯用的隐喻、象征。阿克梅主义要求回归事物本身，玫瑰就是玫瑰，桌子就是桌子，蜡烛就是蜡烛。

而象征主义说，桌子不是桌子，蜡烛不是蜡烛，而要暗示背后的所谓本质。比如说蜡烛，一经点燃，就可能暗示欲望、情欲之类，蓝天可能暗示理想。虽然阿克梅主义要回到事物本身，但是注意，不是回到现实主义。

学界一般认为，阿克梅主义早期宣称的现实和现实主义的一手的真实不一样，而是二手的真实。二手的真实从哪儿来？就是受法国巴那斯派的影响。巴那斯派喜欢写建筑、雕塑这一类艺术作品，这是二手材料。这类写作喜欢追求冷静、有分量、有触感的那样一种感觉。这是阿克梅主义。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1907年发表处女作，后参加阿克梅派，是该流派中唯一得到勃洛克肯定的诗人。代表作品有《黄昏》《念珠》《白色的畜群》《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安魂曲》等。1964年获意大利“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1965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未来主义（对象征主义）的批判更加凶猛，几乎就是否定一切，要把从普希金一直到勃洛克、阿赫玛托娃，统统从“现代主义轮船”上抛下。象征主义在诗歌舞台上大约活跃了20年，后面将近10年的时间是未来主义和阿克梅主义的天下。后来，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整个现代主义流派作为有组织的文学运动便不复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到三十年代初，有些“白银时代”幸存下来的诗人还在写作，还因循着原来的写作惯性，到1934年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一统天下了。

“白银”是个比喻的说法，不是科学概念。按照文学史的分期，应该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联时期确实有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教研室、研究室。这说明在学界是把这段时间作为单独的一个“断代”来研究的。

为什么单独列出来？因为它有它的特点。曾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只被视为整个十九世纪古典文学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苏联解体后，学术界的看法发生变化，认为“白银时代”是一个转型时期，而且是现代主义的繁荣时期，不应放在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应该放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阶段，作为新时代、新世纪的序幕。

02

诗人群星闪耀的时代

新京报：就像你刚才所说，“白银时代”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后来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突破了诗歌界，而被整个艺术界、乃至哲学、思想界所使用。其中的原因有哪些？

郑体武：作为一个比喻性的称谓，“白银时代”为什么被学界和广大读者接受了，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俄国有“黄金时代”，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指的是整个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还有一种“黄金时代”，指的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的“黄金时代”指的就是“普希金时代”，时间大约有20年。但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个说法，只在学界内部使用，学界以外很少用。我们看到的学术界写的书，往往会用“普希金时代”或者“普希金及其周边”，或者“普希金诗人群”等。

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白银时代”这个称谓却不胫而走。“白银时代”这四个字，大约是1932或1934年，由晚期阿克梅派诗人尼古拉·奥楚普第一次提出。由于奥楚普是流亡西方的，西方的斯拉夫学界（也就是俄国文学界）很快接受了这一概念，但苏联本土拒不接受。因为西方学界在用这个概念时，把流亡西方的、反苏的（意识）装了进去，苏联本土觉得这个词意识形态色彩太浓。苏联解体后，这个概念迅速被接受，且把这一概念的使用非常严重地泛化。

当初奥楚普用“白银时代”指的只是现代主义诗歌，但这一概念被接受后，马上被用在文学上，又用在音乐、绘画、戏剧上。原因可能是大家觉得这个概念好。

现在使用“白银时代”跟意识形态因素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方便，“白银时代”四个字简明扼要，又很形象。如果不用，那只能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就很累赘、很平淡，不容易引起关注。而且“白银时代”的诗歌是很正宗的，就更有理由被广泛应用。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在“黄金时代”，普希金一枝独秀，讲“普希金时代”就把“黄金时代”涵盖了。但“白银时代”不是这样。那个时代有若干个诗人群体，群星闪耀，而且很多大诗人互不相让，因此很难用一个诗人的名字概括。

新京报：“白银时代”这个概念被各个领域广泛使用，其涵盖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以现代主义流派为主。当时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蒲宁、库普林，可以被视为“白银时代”的一部分吗？

郑体武：如果把“白银时代”泛化成整个文学，他们当然是。甚至托尔斯泰属不属于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争论。在有些时候，比如在特别严谨的学术场合，我觉得不应该把他们归入“白银时代”。我写的文学史中，把这一段仍然称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在文学史的目录上称它为“白银时代”，而是在概述里提到这段时间有“白银时代”之称。不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跟现代主义互动，这时期的现实主义已经具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和因素；当然，后来的现代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

蒲宁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对现代主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他的创作，尤其是诗和小说，是和现代主义有瓜葛的，在大时代环境下，他不可能对现代主义的探索和关切无动于衷。

新京报：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三大流派各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它们有没有相通的地方？

郑体武：每个流派登上诗坛，都会亮出自己的纲领，也会践行自己的纲领。他们的纲领性之作，往往会较好地贯彻自己的诗学主张。但从一个诗人一生的创作来看，没有一个诗人从头到尾在纲领之内写作，写作风格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比如勃洛克，早年是个神秘主义的象征主义者，他早期作品正是这样，但1905年前后他的写作风格发生变化，向现实主义靠拢。他始终在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有时象征主义的因素多，有时现实主义的因素多。

再比如赫列勃尼科夫，被未来派诗人称为“诗人的诗人”。他早期的一些探索是很极端的，比如造新词，但就是他这样的未来派诗人，后来也自觉不自觉地回归传统。所以研究赫列勃尼科夫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叫“赫列勃尼科夫与普希金”，也就是研究未来主义与传统的关系。

其他诗人，大体上也是这样。阿克梅派的曼德尔施塔姆，早期因循了阿克梅主义的纲领，追求分量感、浮雕感、立体感、造型感，其第一本诗集叫《石头集》，石头就有造型感、分量感和立体感。但曼德尔施塔姆往后的作品，逐渐由第二手现实逐渐向第一手现实过渡。

所以，任何一个流派，只是文学史的分类，给诗人贴标签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工作需要，并不等于所有人自始至终在按照这个主义的要求写作。一般来说，一个主义登上诗坛，一开始往往要特意强调自己的新奇、创新，一旦在文坛立稳脚跟，就会兼收并蓄，写得更自由一些。

03

为什么没有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新京报：“白银时代”的诗歌和其他艺术类别，如绘画、音乐和戏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郑体武：“白银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各个领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积极互动。比如美术的方法和原则影响到了诗歌、音乐的方法和原则，或者诗歌的方法和原则影响到了绘画和音乐。这个影响和借鉴不同于以往的一般性借鉴，如某首诗带有很强的音乐色彩，读起来像歌一样，这是一般性的借鉴，层次比较浅。

要了解那个时期诗歌音乐性的回归，就要了解一个前提。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之前，巴那斯派的诗注重造型性，即视觉效果，而不重视听觉效果。之后法国象征主义出现，魏尔伦有一个思想叫“音乐至上”，就是注重音乐性。随后的瓦雷里，也撰文呼吁要把音乐还给诗歌，其指向就是此前巴那斯派注重造型性的诗。这是一个层次，也就是象征派诗人强调诗歌的音乐性、旋律性。

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还有更深层、更极端的做法。如用写音乐作品的方式和结构写文字作品，在这点上走得最极端的是安德烈·别雷。别雷早期有四部交响乐，其结构方式是按照音乐作品来的，音乐术语都在文本上面。整个文本跟交响乐似的，是很特殊的一种题材。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未来主义的主要发起人和参加者之一。代表作有长诗《穿裤子的云》，剧本《宗教滑稽剧》等。

这种艺术综合在未来派作家那里表现得也很明显，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未来派的诗人基本都是画家。马雅可夫斯基就是美专毕业的。他们往往集绘画和诗歌创作于一身。他们的绘画和诗歌创作之间也有内在联系。立体未来主义追求的粗野豪放的风格和原始艺术的粗犷，和立体派绘画异曲同工。

那时的音乐作品有很强的文学性，甚至哲学中的文学性都很强，哲学家写的哲学著作都像随笔。所以“白银时代”是一个文化开放和综合的时代，是各艺术门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一个时代。也因此，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

新京报：在这本《白银时代诗歌金库》中没有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什么原因？

郑体武：第一是因为男诗人的篇幅较大，要控制篇幅；第二是因为我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不多，我在另外一个选本上会有帕斯捷尔纳克。加之，帕斯捷尔纳克最重要的诗歌成就，是在“白银时代”之后。他早在1917年之前短暂地参加了未来主义运动，但很短暂，最后退出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内翻译得比较充分，由于篇幅限制，放他的两三首诗也没多少意思。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作家、诗人、翻译家。主要作品包括《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日瓦戈医生》等，并于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新京报：这正好延伸出下一个问题。在《白银时代诗歌金库》里，你选择诗人，以及某个诗人的某些诗作，有哪些标准？

郑体武：第一是我自己多年研究的体会，我的评价、我的看法，以及我的趣味，这是艺术标准。第二是学术标准。虽然这套书不是“学术版本”，面向的是普通读者，但我毕竟也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其中的文学史观念。这个选本是我对这一时期诗歌整体图景（的勾勒），虽然少了一两个人，但不足以影响我的整体图画。总体来说，我所选诗人在其所属流派中要有代表性，每个诗人所选的诗歌作品也要有代表性。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892—1941），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其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等大事为主题，被布罗茨基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

新京报：像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这些著名诗人，国内之前也有一些翻译。本书里的有些诗歌可能是第二次翻译，甚至第三次翻译。在翻译时，会与之前的翻译版本进行对比吗？

郑体武：这属于翻译习惯的问题。据我了解，翻译界主要存在两种态度，一是后译不看前译。有的译者由于个人的性格秉性，翻译时不喜欢看前面的译本，怕看了受影响。也有些人，翻译时看前译，翻译界叫做“接力棒”，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这是为了避免前人犯的错误。我两种兼有。

我刚出道时，看前人译本较少，可能有些年少气盛，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这是其一。第二，我出道翻译作品时，大多数诗歌没有前人译本，比如我1986年开始翻译勃洛克，1987年完稿，170多首诗，在这之前，我只看过几首勃洛克的抒情诗，和戈宝权翻译的《十二个》。如果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喜欢先自己翻，遇到疑难之处或有不同理解之处，会偶尔看之前的译本。


新京报：关于翻译，还有一个问题。一般翻译是翻译某个人的作品，风格相对统一，但这本选集涉及多个诗人、多种风格的作品，这在翻译过程中是不是也是个难题？

郑体武：这就是我伤脑筋、花工夫的地方。如果你读过这本选集，你的感觉是不是我把所有的人翻成了一样？我觉得我是比较自觉的。

我的翻译原则，是不喜欢喧宾夺主、自己太发挥，而希望尽可能隐在后边，尽量传达原作的形神之妙。我尽可能揣摩原作者的风格和特点，这必须要有前期的研究工作做基础。当然，能够做到几分是另外一回事。再自觉，也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个人痕迹。比如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很刚性的诗人，下笔行文像男诗人，节奏铿锵。她采取了很多修辞和句法手段，你从我的中文句法中，大体可以揣摩到她原作的句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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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羽小少 [北京网友]

俄罗斯文艺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曾经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推荐1/回复/举报2020-11-12 15:31
進撃的軒軒 [福建网友]

上学的时候看过这位教授的书，很厉害。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白银时代的一位诗人，叫巴尔蒙特，没有茨维塔耶娃他们那么有名气。

推荐0/回复/举报2020-11-12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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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文学教育道路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11-22 04:58
　　鲁迅文学院建院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文学教育道路

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

　　鲁迅文学院建院70周年座谈会20日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主持座谈会，并转达了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炳华、李冰对鲁迅文学院建院70周年的祝贺和对鲁院同志们的问候与敬意。中宣部副部长傅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阎晶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在京媒体和名刊负责人、在京作家评论家代表出席座谈会。

　　铁凝表示，回望鲁迅文学院的70年历史，我们的心中激荡着和新中国几代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们一样的豪情胜慨。70年的历史有力地证明，鲁迅文学院光荣地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它的使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文学教育道路，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才队伍建设，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铁凝指出，我们党领导下的文学教育事业是激发和引导广大作家创造活力的重要体制机制保障，是育人才、出精品的重要平台，是团结、联系、服务广大作家的重要纽带。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新的、更加壮丽、更加宏伟的目标等待着我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对做好文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示要求。广大文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心全意地满足人民文化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发展。希望鲁迅文学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领作家坚定地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矢志不渝地为人民培养更多优秀作家，推动产生更多精品力作；坚持风清气正、立德树人，把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艺术理想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培养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作家，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钱小芊在主持座谈会时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鲁迅文学院的发展要在三个着力上下功夫：要着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教育引导广大作家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着力加强作家创作引导，引导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实施质量提升工程，树牢精品意识，深入开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为主题的重点文学创作，推进现实题材创作生产，努力推出更多深刻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学精品。要着力立德树人，不断提升教育培训质量，坚持教育培训内容的科学化、管理的精细化、服务的人性化，加强课程建设，持续优化师资力量，加强对外文学交流，创新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我国文学事业高质量的发展。

　　吉狄马加在会上汇报了鲁迅文学院70年来的发展情况。他说，鲁迅文学院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作家培训机构。70年来，鲁院一直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努力践行党和国家文学发展政策和路线，成为传承中国精神、坚守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的文学重镇和滋养文学创造力的一片沃土。目前，鲁院已形成了以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为中心，兼顾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作家、行业作家、基层作家，涵盖学历教育、短期培训与国际文学交流，重点突出、覆盖全面、成熟稳定的办学格局和培训模式。鲁迅文学院的70年是与新中国文学事业共同成长的70年，是为当代文学培育和输送人才的70年。70年来，一代又一代作家在这里勤勉学习、积极交流、深入思考，沉潜、再出发，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高更远。70年里，一代又一代鲁院人兢兢业业，辛勤付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为鲁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智慧和汗水，使鲁院的文脉得以长久传承和弘扬。在未来的时光中，鲁迅文学院必将继续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将使命扛在肩头，以饱满的姿态不懈进取，持续发力，紧贴时代脉搏，做到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期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座谈会上，鲁迅文学院教师导师代表白烨、教职工代表蒋同、学员代表柳建伟和李浩先后发言，介绍了各自在鲁迅文学院的教学情况、工作和学习经历，畅谈了对鲁院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表达了对鲁院的真挚感情和美好祝愿。

　　（光明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2日 08版）

[ 责编：田媛 ]https://news.gmw.cn/2020-11/22/content_34388567.htm

https://news.gmw.cn/2023-02/05/content_36345504.htm

https://new.qq.com/rain/a/20201028A08ZL100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文学永远不是孤立的_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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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芹与他的“葫芦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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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芹与他的“葫芦坝”（上）


周克芹1983年在天津。



周克芹在简阳老家门外。



八一电影厂拍摄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撰文/蒋蓝
　　在一个微信无孔不入的时代，无论是否与文学沾边的手机阅读者，大体都知道过世不久的陈忠实，以及遐迩闻名的路遥。陈忠实是第四届“茅奖”获得者，路遥是第三届获奖者。但人们对获第一届“茅奖”且排名第一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已经有些隔膜了。

文学地理的细腻档案
　　2011年9月，我在西南交通大学采访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时，谈到李劼人先生的文学成就，李欧梵指出：“我熟悉李劼人先生的许多著作。我在哈佛大学执教时期，我鼓励我的学生吴国坤专攻李劼人，他历经多年完成的研究李劼人的博士论文我评价较高，比如他还写有《李劼人1930年代‘大河小说’中的成都历史记忆与想象》等，他可能是当时美国唯一一个研究李劼人的学者，这也体现出美国学界对李劼人的文学成就缺乏了解。我认为，李劼人绝对是一流的文学大师。他的文学作品深受法国文学影响，是一种很严肃的写实主义，展示宏大历史的细部结构。他是非常独特的历史小说家。诸如《死水微澜》《大波》等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李劼人是四川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启者，那么周克芹则毫无疑问是四川乡土文学的一大高峰，关于他作品里的文学地理，至今没有得到学术梳理。
　　我们知道，在李劼人、周克芹先生的许多小说里，地名、街名、村道、建筑都是大体真实的，连街道之间的距离、路径都符合具体空间分布。就历史叙事而言，在散文之外，他们的一些小说也不是“小说家言”，这恰恰就是“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的范畴。文学地理学的开端可追溯至16世纪的民族志研究，但到了1980年代它才开始发展。尽管“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由梁启超先生首次提出，但真正成为一个新兴学科，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文学地理学将文学家以及作品场景描绘的地方经验纳入研究，以之为地理学的核心关怀。
　　李劼人的作品为成都文学地理学提供了丰富的场景，而周克芹所展示的四川农村文学场域，则为四川农村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异常细腻的档案。
　　当我们回顾四川现当代文学大家作品时，可以发现李劼人、高缨、克非、周克芹作品中显示出四川乡土地域色彩较为浓郁，在这个谱系里，李劼人、周克芹是着意展示巴蜀乡土文化用力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

“三农”问题的研究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历史困局之一，也是一个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难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问题，是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
　　首破这一历史难题的学术，却是发端于抗战时期迁移至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
　　金陵大学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卜凯教授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在中国创立了农业经济的“技术学派”，完成了全国土地与农场调查，并将调查成果付诸梨枣。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培养出“百万华棉”、“小麦2905”等优质良种，掀起了一场中国的“绿色革命”。可以说，卜凯教授的《中国土地利用》首开“三农调查”先河。以后继任的系主任乔启民教授等人又先后在山西和四川等地组织“农村复兴”等试验工作，为我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这些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引起世人的注意。
　　在四川的作家里，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具有周克芹那样持续深入的农村生活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与创作经历，他的荣辱沉浮、悲欢喜乐与农村早已经打成一片，“三农”问题构成了他人生的“十万个为什么”。

“城与乡”的迂回穿插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再现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乡村，诉说了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那些怀疑合作化、出于保守的本能犹豫的农民，他们的怀疑和犹豫在今天看来虽然不一定是出于对极左灾难的预感，但至少显示了“农民性”与极左思潮的根本对立。在我看来，周克芹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至今仍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恰恰在于他在创作自由较为掣肘的特定时空之下，仍然顽强地彰显了对真情的追求与人性的赞美。而这一点，几乎成为了那个时期文学作品是否还具备持续生命力的试金石。
　　1954年，时年18岁的周克芹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老盐工袁大爷》之后，写实主义就是他坚持的文风。其实无论哪一种风格的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总是与特定地域空间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20世纪20年代开始崛起的中国乡土文学，引人瞩目之处，恰在于其反映了作家各自不同的地域社会场景。周克芹的乡村小说均以沱江流域为域度，以川中丘陵、冲击坝子为地理核心，剥茧抽丝地展示了四川农村社会生活画卷，“以一支令人羡慕的笔”挥写了乡村的厚重与情状，“城与乡”的迂回穿插、共生共荣，成为了他文学世界里的内聚力。
　　周克芹在多篇文章里表达了他对农村的体认，“农民离不开土地，我更离不开农民。在我的心目中，生活哪怕仍是艰苦的，但生活却充满着乐趣和希望。这是因为我的身边有着那么多的群众、干部、党员，他们的勤劳、聪慧、善良、敦厚和克己待人的美好品德与情操，他们的丰富、复杂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他们的感情、内心世界、欢乐和苦恼，向往与思索……这些，是我永远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

寄托乡村希望的葫芦坝
　　周克芹体质敏感、感觉敏锐，他把丰富多变的农村生活落纸成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深刻反映社会变革时代农村的脉搏。通过农民、农村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描绘了人物的各种命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写出了人物在时代发展中的思想与行为的转变……乡村人物命运是他着墨最多、用力最大的所在，他笔下的“农村新人”，不再是老派农民，而是被这片土地赋予了特殊精气神的人，这是他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重点之一。
　　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后，人们对“乌托邦”就产生了两种态度，赋予其理性认知和特别的感情色彩。一种是略带贬义的消极态度，把“乌托邦”视为遥不可及的空想。乌托邦在早期使用中往往具有贬义色彩，几乎与“空想”同义。人们认为“乌托邦主义”就是一种抓住头发升空之举，它是一种与实际生活相背离的、没有实现条件的荒诞奇思。20世纪后，一批哲学家重新厘定乌托邦，换之以积极态度，把它当作理想的同义语，指代一种与现实不同的指向于未来的憧憬和期待。理想归根结底属于人类的意识领域，而空想和理想的区别就在于意识与现实接近的程度。
　　周克芹的文学地理空间中，同样寄托了自己的乌托邦。
　　他笔下的“葫芦坝”，既是一个寄托了中国乡村无限希望的乌托邦，但又是一个矛盾丛生、纠结如同葫芦藤蔓的异托邦。乌托邦的文学言说，已经由新时期初的一元话语逐渐转为后来众声喧哗的多元叙述，显示出作家的多元思考。毫无疑问，周克芹的话语心态属于前期乡土乌托邦类型，他与后来那种着力逃离意识形态的乡土乌托邦小说不同。

名家简介
　　周克芹（1936-1990），本名周克勤，四川乡土文学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座丰碑”。代表作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等。
　　周克芹出生于简阳农村，先后当过农民、民校教师、生产队长、大队会计、农业技术员、公社和区干部。1963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1979年调入四川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出版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且位列榜首；短篇小说《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分获1980年和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现代作家》主编。1990年8月5日在成都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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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文学影视改编正在破局





央视上个月发布2023年电视剧片单，30部剧作中，《主角》《北上》《人生·路遥》均改编自经典，对于严肃文学的青睐和倚重凸显；

无独有偶，拉满了观众期待值的电视剧《三体》刚刚收官，在主题、题材、叙事、制作等多方面均不负众望，令国产剧创作显现出了别开生面的气象与格局，也为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提供了又一范例。

刘慈欣曾提到，对于科幻而言，影像比文字的力量大得多。而今，他在文本中勾勒的恢宏星空，描绘的黑暗宇宙，也通过影视剧改编的方式，得以视觉呈现，再次俘获一大批观众的心，也给市场带来新的期待。

近年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装台》《经山历海》《我是余欢水》等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逆势而上，表现亮眼，在获得收视成功的同时，彰显了严肃文学的文化影响和精神力量。

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有一批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亮相，对影视创作新格局的形塑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新时代用优秀作品获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和业界的认可，值得探讨。

一流作品，三流改编“可以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严肃文学一直是影视改编的富矿。《人生》《芙蓉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由严肃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或展现温情叙事下的现实刺痛，或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叩问与寻根，或彰显鲜明的中国符号和蓬勃的生命力，或追求极致的声色美学和文化批判，共同勾画着中国电影的艺术图景。电视剧方面，由当代文学改编的如《乔厂长上任记》《雪城》《巴桑和她的弟妹们》《新星》，由现代文学改编的如《四世同堂》《围城》，以及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等成为一代经典。这些电视剧作品以不同的形式延展了文学原著的精神价值和艺术空间，奠定了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基本范式，在中国影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张艺谋导演说过一句对文学感恩的话。那是他在回忆电影《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并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时：“那些年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日渐式微，一方面在于影视改编逐渐转向“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其影视改编的难度让从业者望而生畏，“一流作品，三流改编”等争议评价和失败案例，时刻警醒创作者入局之难。中国传媒大学讲师、编剧王婧解读道：“一方面，严肃文学往往逶迤起伏、洋洋洒洒，如何将巨大篇幅凝练成一部故事完整、主题明晰的剧集，考验着创作者的改编功力；另一方面，严肃文学本身有着厚重的精神内核和深刻的价值旨归，如何在改编中保持其精神、传达其思想，也对创作者的艺术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的呈现方式是通过文本呈现故事，读者通过想象和审美完成接受过程，而影视剧则不同。在《人世间》编剧王海鸰看来，电视剧是戏剧和文学的结合，这种方式决定了无巧不成书。一唱三叹，一波三折，起承转合是必需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要把小说里表现的东西外化、影像化。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动不再是文字描写，必须让他行动起来，这是比较困难的。”最终，王海鸰剧本筹备历时近三年之久，才得以落笔成形。

回暖背后是经典作品的力量

2015年，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镜头中营造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浓浓的“泥土味”，令观众直呼“触动泪点”，不仅收获了众多观众好评，还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路遥热”，也提振了市场对严肃文学改编的信心。2017年，改编自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收视率低开高走，获得了较高的口碑。2020年4月，改编自余耕小说《如果没有明天》的《我是余欢水》因生动展现小人物的现实生活而引发受众热议，成为年度爆款网剧。11月，另一部改编自茅奖获得者、陕西作家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在央视一套播出，聚焦“装台”工人这一底层群体，以一种久违的粗砺、坚硬和温热的生活质感打动人心。去年，央视开年大戏、根据梁晓声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人世间》成为爆款大剧。

在买下《人世间》《这边风景》版权的一未文化创始人吴凤未看来，严肃文学能够再次获得观众青睐，其实是市场顺势而为。影视市场经过野蛮生长后，观众、市场都需要这些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的作品。大多数严肃文学的时代跨度非常之大，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让人们能够通过故事，窥见一个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缩影，引发思考。《平凡的世界》导演毛卫宁认为，王蒙、路遥这些大家的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染力，一代代年轻人都喜欢他们的作品，这就是经典作品的力量。严肃文学改编潮的再次回暖，既是观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渴求，也是影视市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期盼。

一个创造与接受的广阔空间

据统计，茅盾文学奖自1982年首届评选至今，获奖的48部长篇小说中，共有31部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话剧，除《人世间》外，为大众所熟知的还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推拿》《暗算》等。有茅盾文学奖作品打底，一般影视化改编的作品口碑都不会太差，但在热度、收视等层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沉没成本”。

未来严肃文学改编影视剧是否能一路向好，还存在不少变量。但当下，已成一片蓝海。作为我国电视剧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从央视发布的2023年电视剧片单中，我们也可管中窥豹：改编自路遥经典小说《人生》并融入路遥本人真实经历的年代情感剧《人生·路遥》，改编自笛安小说《龙城》三部曲的电视剧《龙城》，改编自徐则臣的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赵冬苓编剧的电视剧《北上》，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彦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根据伊北同名小说改编、全景式展现“熟年”一族面临现实问题的电视剧《熟年》……除了央视，在其他视频平台方面，莫言的《丰乳肥臀》、金宇澄的《繁花》、余华的《文城》、张平的《生死守护》、贾平凹的《高兴》《秦腔》、王蒙的《这边风景》、苏童的《黄雀记》等都已经影视化启动。

不过，令人慎思的是，严肃文学的“活起来”和“火起来”，是否会引来影视行业趋之若鹜地入局严肃文学IP改编？对此，毛卫宁的判断是否定的。“我觉得文学名著的改编应该不太会造成一窝蜂的现象，因为它的门槛比较高，考验的是主创团队从内容开发、编剧改编到制作发行等全方位的能力与实力。但是我其实恰恰要倡导对严肃文学作品的改编，要大力倡导这条创作思路。”

这正如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的寄语，从文学到影视，这不仅是在描述一个过程，更标志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与接受的广阔空间。文学与影视，这是一种相互区分、相互激励而又相互启发、相互成全，最终相互增强和放大的关系。“回顾现代以来文学和影视发展的历史，我们都能深刻地在文学的力量中展望影视的力量，在影视的力量中领会文学的力量。让我们的力量融汇在一起，让文学和影视一起走进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心里，这也是一代代文学人和影视人共同的努力方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本版图据剧照http://www.cdrb.com.cn/epaper/cdrbpc/202302/09/c110457.html{: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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