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临终前竟把军权交给他，不是叶剑英元帅，此人你定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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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之后，军队正式介入文革，许世友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镇反"等问题，造反派于1967年夏进行"倒许"运动。这些矛盾与冲突很难说谁对谁错，可视为造反派的内战。
　　现在将上海"一月革命"说成是"反革命夺权"（徐景贤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这个）。如果上海夺权是反革命性质的，江苏的夺权也应是反革命性质的，许世友就是反革命后台。当然我不这样看，也不能说是许世友政治投机，他是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不能对许的行为予以特别的指责。当然也不能像许多书籍和回忆文章所描绘的，将许说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干了别的干部没有干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于掌握材料关系，本文主要叙述前一件事。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南京市志》）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
　　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 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
　　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72年许世友派吴大胜送中央政治局中负责清查五一六的纪登奎一包材料，揭发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江苏五一六的总头子，说1967年2月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交给他任务，在江苏发展五一六。还说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是在中南海戚本禹办公室接受任务的。这都是很离谱的材料，因为1967年2月还没有五一六，而戚本禹根本没有办公室。（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当然识字不多的吴大胜未必能认识到其中的矛盾。
　　杜方平被作为江苏省五一六的重要头目长期关押审查。在监狱中，他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中组部给杜方平摘去了五一六的帽子，落实了政策，送回南京军区安排工作。然而，前往北京迎接杜方平的小车并没有将杜送回南京，而是把他挟持到安徽省的一个县人武部软禁起来。他总共被监禁近10年。（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遭遇的一次浩劫，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是江苏省在浩劫中的浩劫。许世友的种种恶行，不仅是残害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反党乱军。但令人可悲的是，直到如今，这个作恶多端的人物仍被肆意美化。将种种恶行解释为对毛泽东的忠心和他"疾恶如仇"的性格。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反党乱军、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3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 "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中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事影响深远。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他还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许世友在文革里干得第二件坏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这一点使得他也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学习甘肃会宁经验。当时许多城市组织干部下放农村，但是大部分采取五七干校形式。只有江苏省强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农村。我的一位朋友，父亲是南京市内一位普通理发匠，也被下放。全省涉及人口近三千万。他们在农村没有根基，对农村生活也不习惯，农村也没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们生活都很艰难甚至悲惨。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主要是南京，却居无定所，到处搭棚子，靠讨饭为生。直到八十年代，还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墙上挖的洞中，成为南京区别于其它大城市的特殊风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许世友和韦国清是永远应被诅咒的两个坏人。韦国清的主要罪行是他命令军队屠杀了将近十万造反派。但我只说许世友不说韦国清是因为至今还有很多人在尽力美化许世友，为其涂脂抹粉，将其说成是反文革的英雄，李文卿的书就是典型。
　　文革已被彻底否定，反文革成为露脸的事。但是许世友哪一天反文革了？从文革开始那一天，他就派出军区人员参加工作组进驻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以后，许世友和造反派暗通款曲，指使梁杜吴临阵倒戈，置江苏省委于难堪地位，后又大力支持江苏省一二六夺权。哪一件事是反文化大革命的？
　　更重要的是，许世友所办的两件大事：抓五一六和下放居民，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是，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参与者，而且是许多罪行的制造者，而绝对不是在反对文化大革命。
　　拿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说：李文卿的书和其它许多回忆录站在什么立场上肯定许世友？他们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肯定许世友的。许世友无限忠于毛泽东，盲目的忠，愚蠢的忠。我不是毛的粉丝，也不愿完全否定毛，但是，现在已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用是否忠于毛来判断是非了。江苏省千万被诬为"五一六"的群众、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更多的被驱赶的普通城市居民，他们的悲惨经历都放在历史天平上，和"忠于毛"比较，孰轻孰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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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叶剑英的所做所为 作者： 程光
2013-05-10      360doc个人图书馆
　　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泽东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的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明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泽东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 “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更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泽东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泽东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泽东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泽东、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10月5日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叶剑英说：“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泽东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叶剑英在同年11月的空军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拥护伟大的毛泽东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泽东的几十年，林付主席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行。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讲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体会最深。”（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只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泽东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泽东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泽东。毛泽东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泽东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泽东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 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泽东、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泽东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泽东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泽东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泽东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泽东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成为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泽东、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页575）另据知情人透露，叶剑英强命卜占亚作伪证，要求卜占亚承认在1971年9月12日接到林彪来电，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虽然卜占亚的罪名被撤销，但是所谓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依然存在。不能不说，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官方史书竭力回避、掩盖的。（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星克尔出版社2003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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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对叶剑英在文革中的态度谈起 第1页(共13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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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来源：军盟中文网 叶帅在文革中有两个著名大闹，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两个大闹的结果是被批判不说，北京大街小巷贴满了“斩断叶剑英的黑手”、“打倒叶剑英”的标语和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江青公开说叶要搞政变，叶向真专案组冲着谁去的更是昭然若揭。叶文珊去傅崇碧处做了一名通讯兵，被江青知道，发火道：“叶剑英的女儿怎么能守总机？要把她抓起来。”也是叶文珊本人回忆，叶剑英最困难的时候连打电话也没有权力。叶剑英最后终于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岗位，成为著名的闲员，下放新华厂劳动改造。 但是，江青等人几次提出狠整叶剑英，还提供了叶剑英的“叛变”的所谓历史资料，毛泽东几次批示烧掉，还让江青后来去看望叶向真。叶剑英紧急疏散后，毛泽东说：“把剑英放在湖南，将来打仗可南可北。我还要用他呢”总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叶剑英不乏整一整的动作，但是，总体是保护的，否则叶剑英也不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联系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保护陶铸、柯庆施等人就可以看出来，叶剑英的被保护也是有着一定历史渊源的，毛泽东在决定打倒一派势力时，总是抱着分化瓦解的态度去进行，他不主张全部打倒，总要争取一些对他未来斗争还会有用的人出来，延安整风保的陶铸、柯庆施以后果然派上了用场，而文革中保护的叶帅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也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陈伯达出事以后，毛泽东让周恩来、李德生、康生负责陈伯达专案组，专案审查办公室工作交给汪东兴负责，另外，毛泽东指示，除了经常参加议事的十二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外，以后遇事要告诉董必武、朱德和叶剑英，毛泽东连夜让周恩来请叶剑英去住处谈陈伯达问题，这件事因为当事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三人，所以，具体内容至今不知，只知道事后，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反革命面目的任务只交给周恩来和叶剑英，而打陈伯达的下一步就是对付林彪。林彪死后，叶帅负责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以后还担任了国防部部长。 包括对待邓小平，在林彪狠批集中火力对付邓时，毛泽东居然对王力讲将来还要请邓出来至少是常委云云，这难道不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吗？ 毛泽东在党内斗争是惯于拉一派打一派，被打的也不全是挨打，也
(1/2)下一段

以史为友 2005-7-12       
2楼. 搞来搞去搞到了自己头上。他死后不足一月，江青等即被叶剑英等逮捕。人算岂如天算乎？！
—介闲人 2005-7-12         回复
3楼. 是中国革命的大叛徒!!!!毛将权力交给了他,他竟充当反毛急先锋!!!也是不得人心的!!!!
61.190.147.* 2005-7-12         回复
5楼. 看来，毛泽东还是个好同志，都是让老婆搞臭了。我们还是回到“女人祸国”论上去吧！女人就不是个东西，都是女人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女人该死！！！
222.33.69.* 2005-7-13         回复
6楼. 毛在玩政治，可是他死后毛家王朝不也被一锅端了，说明他们还是不得人心！
210.185.243.* 2005-7-13         回复
7楼. 大家都被毛玩弄了！
61.180.13.* 2005-7-13         回复
8楼. 叶激动地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据医生研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20岁以上!!!!
221.137.79.* 2005-7-13         回复
9楼. 是中国革命的大叛徒!!!!毛将权力交给了他,他竟充当反毛急先锋!!!也是不得人心的!!!!
lifei2000 2005-7-14         回复
10楼. 与人斗其乐无穷
世界—の剣豪 2005-7-14         回复
11楼. ding
从西北来的风 2005-9-12         回复
12楼. 看看今天的朝鲜，谁敢保证，如果毛岸英不死，现在的中国不姓毛？
218.13.59.* 2005-9-13         回复
13楼. 姓毛的就应该死吗？狗屁逻辑
这样好吗 2005-9-13         回复
14楼. 楼主，知道为什么毛力保叶，叶可是两次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另类思维 2005-9-13         回复
笑话大放送 各种段子都有
爱情真的需要门当户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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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叶帅为什么是十大元帅之一，他做过两件大事
2017-04-24 18:12

两大帅哥，叶剑英和周恩来
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1897年生，今年4月23日是他的120周年诞辰，党内外全军上下派出代表参与了他的纪念活动。
叶剑英年轻的时候威武潇洒帅气逼人，后来又被封为十大元帅，广东人亲切的称他为叶帅。
叶帅原来是国民党，参与过筹建黄埔军校，是教授部的副主任。
他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就一直跟随国父孙中山搞革命，是个老干部。
叶帅平生做了两件大事，都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时刻，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叶帅。

跟随孙中山时期，粤系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
孙中山大难不死，对叶帅是十分感激十分看重，升了他的官，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
随后，叶帅在国民党军中步步高升，参与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在党内也是威望与日俱增。
这是叶帅做的第一件大事，在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时期。

老年叶剑英和习仲勋
第二件大事，是加入共产党后做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帅公开反蒋，在白色恐怖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叶帅领导了广州起义，成为了工农红军副总指挥。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3月，叶帅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
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这一次，叶帅救了毛主席，救了共产党。
于是有了建国后的十大元帅加封，叶帅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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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建议组织台儿庄战役
2015-07-08 05:19 荆楚网
湖北日报讯 “战！团结而坚决的战！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是叶剑英为《新华日报》创刊的题词，慷慨激昂，鼓舞人心。

抗战初期，武汉风云际会，成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叶剑英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参谋处处长，协助周恩来分管军事和统战工作。

叶剑英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军事造诣。武汉抗战期间，他撰写了许多军事理论文章和评论，分析军事形势，提出抗战方略，宣传抗战必胜，鼓舞军民士气，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充分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华和远见卓识。这些文章以全国抗战的事实为依据，指出毛泽东持久战思想是英明论断、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无比正确、团结抗战的力量威力无比、装备精良的日军是能够战胜的。强调“我们坚信一年又一年的坚持，一定可以积累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叶剑英曾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有很高声望。他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国民党军184师师长、滇军将领张冲坚决抗日，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和叶剑英秘密会晤张冲，并应其请求，指示长江局友军工作组派薛子正任其秘书，给张冲以很大的帮助。1938年4月，张冲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给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先后会见川军邓锡侯、刘文辉的代表，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介绍抗日名将何基沣到延安参观；看望慰问台儿庄战役中身负重伤的国民党127师师长陈离；建议并帮助国民党相关战区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叶剑英十分关注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向国民党军事当局提出重要建议。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的住处，诚恳地请教对日作战方略。周、叶科学分析形势后，建议津浦线南段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部配合下，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建议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

李宗仁欣然采纳这些建议，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郑巍宁）

　　（原标题：叶剑英建议组织台儿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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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
叶剑英
叶剑英（1897.4.28～1986.10.22），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和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著有《叶剑英抗日言论集》、《叶剑英诗词选集》等。
中文名        叶剑英
别 名        叶宜伟、字沧白
国 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省梅县区雁洋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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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伟，字沧白，中国广东梅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叶剑英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叶剑英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

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

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叶剑英铜像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叶剑英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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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叶剑英（1897.4.28～1986.10.22），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和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著有《叶剑英抗日言论集》、《叶剑英诗词选集》等。
中文名        叶剑英
别 名        叶宜伟、字沧白
国 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省梅县区雁洋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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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伟，字沧白，中国广东梅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叶剑英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叶剑英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

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

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叶剑英铜像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叶剑英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

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

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生平经历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与世长辞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叶剑英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兢兢业业，英勇奋斗，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

　　一

　　叶剑英同志于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他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

　　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他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他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他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

　　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叶剑英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四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

　　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

　　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

　　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

　　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

　　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

　　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 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

　　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信中表示：“我们深信，您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将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永远铭记。您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您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您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个人评价

叶剑英

叶剑英同志党性坚强，信念坚定。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

他无私无畏，有胆有识。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同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同志也引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赞誉他。

　　叶剑英同志胸怀宽广，谦逊质朴。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计浮名不畏难，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他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为党为民，一身正气。他一生勋业卓著，但从不夸耀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叶剑英同志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向实践学习。他博览群书，熟谙历史。耄耋之年，仍坚持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他还是一位受毛泽东同志称赞的诗人。他的许多诗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笃信马列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为公”，“老骥仍将万里行”；“应向青年寻后继”，“长征接力有来人”等等，都深含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对我们一代一代的后继者都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和鞭策作用。

揭秘：毛泽东临终前特意招呼叶剑英欲交待什么事？

揭秘：毛泽东临终前特意招呼叶剑英欲交待什么事？2017-05-01凤凰大视野 剑气凌云会群雄——叶剑英诞辰120周年特辑（一）-20170501凤凰大视野-凤凰视频-最具媒体价值的综合视频门户-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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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走后，三军指挥权并没有交给十大元帅之一，落入此人手中！-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