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忆北伐时毛泽东：没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相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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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忆北伐时毛泽东：没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相_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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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公开影像曝光 一微妙举动引全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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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公开影像曝光 一微妙举动引全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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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品，学者对郭沫若的诗和历史剧有什么褒贬？_凤凰文化

毛泽东一家首次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
原创 2016-11-26 李辉 国家人文历史



江青与毛泽东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原标题《毛泽东一家在<时代>的最初亮相》，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转发至朋友圈。
毛岸英回到中国

194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将中共领袖的家事集中报道，可算别出心裁。


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左二）回国之前，与来到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合影。毛岸英的脚上也穿着一双长靴

首先是毛岸英的出场：

延安空中飞来苏联的运输机，尽管这里一直高调否认与莫斯科有任何正式联系。飞到中国共产党首都的飞机，运来医疗设备，两名俄国医生，还有一位高个子的中国青年，他叫毛永福——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次子。

毛青年穿着长统发亮的俄国黑色皮靴，毛线紧身外套剪裁得体，与延安同志身上鼓鼓囊囊的棉衣形成鲜明对照。他今年二十四岁，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俄国，在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从中部地区向西北长征期间，他就前往了那里。他的哥哥目前仍留在苏联首都。（《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时代》此处写得不准确。实际上，这位抵达延安的高个子中国青年，应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他于1945年底随两名苏联医生回国。毛岸英曾用名“杨永福”，而非“毛永福”，他是在1936年到法国，1937年到莫斯科。毛泽东的次子是毛岸青，到1947年才回国，曾用名“杨永寿”。

毛岸英返回中国，是在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终于签订“双十协定”之后。此时，停战协定形同虚设，国共之间“打打停停”，和平希望渺茫却又没有完全破灭。在这一背景下，毛岸英自苏联归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无疑有了另外一层意味：

美国记者在舞厅遇到青年毛，为什么回国？答曰：“目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期，我要回来站在父亲一边。”对于疲倦、头痛、年长（五十三岁）的毛来说，家人团聚无疑是一剂补药。（《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蒋经国与毛岸英的相似故事

斯大林送毛岸英回到毛泽东身边，选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可谓用心良苦。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抗战爆发后，蒋经国被斯大林当即送回中国的同样举措。两者相隔约十年，人物不同，背景不同，也许是某种巧合，但如果参照比较，其中奥妙，颇耐人寻味。

蒋经国被蒋介石送往苏联留学，是在1925年冬天中国大革命掀起高潮、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国共正亲密合作之时。然而，不到两年，蒋介石与中共转而血刃相见，他与斯大林及苏联的关系也一度破裂。从此，蒋经国滞留苏联长达十二年。公开报道中，蒋经国虽主动宣布与父亲断绝父子，但其“人质”身份不言而喻。十二年里，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关系忽远忽近，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斯大林在与蒋介石博弈过程中，蒋经国一直是他手中一个颇有价值的筹码。蒋经国迟迟未能被放回中国，相反，每到特殊关口，斯大林便会公开蒋经国的信息，借此而对蒋介石施加影响。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共再次合作，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斯大林终于同意送蒋经国回到父亲身边。无疑，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这是斯大林送给蒋介石的一份厚礼。

与滞留苏联十二年的蒋经国相比，留学苏联八年的毛岸英，对于斯大林显然没有“人质”含义，而是更具有支持中共的象征意义。在抗战爆发前的那些年里（包括后来的许多年），苏联一般公开表示，他们与中共从没有官方关系。而正是在发表这些声明的同时，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众多中共领导人的孩子们，一直生活在苏联，哪怕在纳粹德国入侵之后苏联处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安置他们，尽其所能确保他们的安全与成长。这一决策与努力，显然为斯大林与中共的合作基础，在政治利益、国家利益之外，增添了更为重要的人性与情感元素。随着战后局势的一步步发展，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确是一个富有远见与谋略的战略家。

此刻，当毛岸英身着苏式服装，走下飞机，与父亲团聚时，他自己不会知道，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他也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个人的一份厚礼，就像1937年斯大林对蒋介石所做过的事情一样。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

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显得微妙。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在中共党内全力支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然而，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面临存亡危机的斯大林，已经顾不上东方遥远的延安，更无力像以往那样借共产国际之手直接介入中共事务，更无法左右王明的命运，不让其受到崛起的毛泽东的批判。于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曾经权倾一时的王明不再显赫，而是在1945的中共七大上退出了中共领导核心。《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叙述抗战期间斯大林与中共、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演变时，曾有一段很有概括性的叙述：

整个战争期间，中共或者称颂和维护苏联，或者保持沉默。但显然毛是独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对俄国人的许多做法深为不满：战争初期只援助国民党，1939年德苏条约，1941年对日中立条约，继续并只是偶尔批评地承认蒋介石。他或许怀疑斯大林确实对他本人作为第一个未经克里姆林宫帮助和认可而获得权力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对中共的胜利前景心怀疑虑。在无疑是毛经心（精心）作出的决定中，中共七大几乎完全无视苏联和斯大林。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822页

王明淡出，毛泽东崛起，斯大林对之显然不会感到高兴，但是历来推崇实用的斯大林，不能不接受这一巨大的现实存在。此时，将一个健康的、已经成为一个小伙子的毛岸英，率先送回到毛泽东身边，应该有斯大林的深思熟虑。我猜测，他在做出一种姿态，欲以这种典型中国式的情感策略，来缓和或修补他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从而赢得毛泽东的回报，使他能对中共继续施加影响，进而在未来争夺中国的世界博弈中，战胜冷战的对手——美国。

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斯大林又走了一步好棋。

四年后，1949年11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七十周岁祝寿，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一番艰难的谈判努力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从此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系列亲近苏联的举动，令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为之震惊而失落。有的专家本来曾寄希望毛泽东有可能成为 “远东的铁托”，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一样，具有社会主义大阵营里的独立性，敢对斯大林苏联说“不”。他们的预测落空了。或者说，属于过于提前的预测。毛泽东真的成为另一个铁托，敢于对苏联说“不”，并且关系破裂，发展到刀枪相见的程度，要到十年之后。


1950年5月，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共青团书记米哈伊洛夫担任团长，毛岸英（毛泽东长子，前排左二）作为团长翻译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左一为廖承志

这里，我愿意把审视历史的目光，从大事件延伸到小的、容易被忽略的场面。在1949年年底完成的中苏结盟，改变世界格局，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而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演进过程中，除了世界局势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其水到渠成的情感脉络，或许可以上溯到毛岸英在延安机场走下飞机的这一场景。

江青亮相
　　
在《毛的一家》报道中，接着出场的依次是江青、杨开慧、贺子珍：

毛家的另一个成员，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的地区，当时她是上海名叫蓝萍的女演员，一位中国的电影明星。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位共产党领袖的第一任妻子，是父母在他十四岁时为之挑选的一个农村姑娘，他后来没有接受。

第二任妻子是教授的女儿、忠诚的杨开慧，在莫斯科念书的两个儿子的母亲。


1924年，杨开慧与儿子毛岸英（右）、毛岸青在长沙的合影

第三任妻子是军队宣传员、身体虚弱的贺子珍，据说她为毛生了五个儿子，内战期间，为了安全，把他们都留给了农妇们照顾，从此他们失去了联系。


20世纪30年代，陕西延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合影

1938年，毛与贺分居，后来离婚。为安慰前妻贺，她被送到莫斯科。（《时代》，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


194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的版面内容

据查阅，这应是江青在《时代》上的初次亮相。自延安结婚之后，一直到“文革”前夕，在很长时间里，江青并不公开参加政务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因此，《时代》这则报道虽然简短，却也属难得史料。版面上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一身深色棉衣便装，右手拿烟，平和而带笑意，注视着江青。江青一身浅色棉装，双手悠闲地插在裤口袋里，面对毛泽东，笑得甜蜜而开朗。这张合影，是当时外国记者喜欢使用的一张。1945年，曾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的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 ），在美国出版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书中选用的也是这一张，发表时间早于《时代》。

《时代》发表这张合影时，对两人关系的说明极为简略：Mao & No.4 （毛和第四任），简略得连“夫人”一词都未用。照片下面，另有一句则涉及毛岸英的回国：“莫斯科是这个家庭的避难所。”

江青自这次在《时代》上出现后，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在报道毛泽东时，也一直把关注目光放在江青身上，她的照片也时而相伴出现。


1977年江青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江青成为报道主角，则是在1977年3月21日的《时代》。这一次，江青成了封面人物，是宋美龄之后的另一位中国女性。该期封面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毛的妻子讲述她的故事——从女演员到女皇》。半年之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之一而被捕。《毛的一家》在1946年2月发表时，《时代》记者或者卢斯，或者无论什么人，都没有预测到她未来的历史命运，会有如此大的起落。谁能想到，“文革”刚刚结束的新闻背景下，江青竟会在以另外一种身份走上了《时代》封面？

再过几年，1980年，江青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之罪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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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然---广电:
《毛泽东算命》∽

（1966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衡山找道士算命的故事）

在上世纪初的南岳衡山，有一位很有名的道士，毛泽东在童年时就知道他。据说这道士能预知未来，当时曾说自己能活120岁，但因“泄露天机”，60岁时双眼就会瞎掉。在道士40多岁时曾游方至韶山一带，毛泽东父亲曾请他给十多岁的毛泽东看相。道士称“令郎将来贵不可言，只是命途多舛，婚姻多变，会累及家中人丁不旺……” 毛泽东家人曾为道士此话郁闷多时。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66年7月中旬，身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去长沙，在接见湖南各地领导干部时得知这位衡山道士虽然眼瞎多年，且已有100多岁， 但身体仍很健康，遂决定去衡山看他。路上，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对随行的华国锋、 汪东兴等人讲起这位道士那时曾说过湖南这个地方在一百年内会出现五个帝王级的人物，毛泽东指着自己说： “我应该算一个，刘少奇也应该算一个。还有一个应该是彭德怀，以后还能有谁就不清楚了。”（应该是华国锋、 胡耀邦---笔者）
在相关人员指引下，毛泽东一行人在距老道士茅屋百余米的大树下停住，毛泽东让华、汪等随行人员在此等候，自己只身来到茅屋窗前，先吟一句诗：“结庐在仙境”，屋里有人应答：“贵客到柴门”。毛泽东道一声“仙人， 打扰了！”随即推门入内。汪东兴安排好周边警戒后，担心主席安危，悄悄靠近茅屋窗前，听到主席在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和老道士交谈，那道士声音宏亮：
“刘这个字，就是这样了。你用好人的法子对付不了他， 你是毛他是卯金刀，哪里是对手。可是你有你的办法， 乱毛如毡，裹土加沙，水浸油滑，也能挡得住他。可是你要在这上面折阳寿的啊至于那个林，你不必担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他出头，别人会治他，用不着你动手。你是属蛇的，和林没有麻烦。不要被人借刀杀人。可是你这个人，多疑善变，这两件事情都弄不好此乃天命，也无法更改。你自己看着办吧。” 　　
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来看道士的目的了。他怕主席不高兴，想悄悄地回去。这时听见毛泽东问：“你看我还能活多少年？”道士说：“过来，让我摸摸天门。”汪一阵紧张， 怕这时出现万一。道士说： “五十年前，我大概就给你算过。
你是长寿人，应当好好做学问的。现在晚了，该干什么就去干吧。”毛泽东问：“要干的事情很多，我还能安排几年？”道士说：“这要看自己的作为，看心境，看机会。”毛泽东又问：“大体上总得有个数字吧？”道士说：“安排两个五年计划吧。多了就算你赚了。”毛泽东问：“我是个本乡人，又是异乡人。此去经年，你看我还有机会回家吗？”
道士哈哈大笑，随口给毛唱一首诗：

小儿出家娘断肠，返乡原是一黄粱。
公说婆说皆真理，自生自灭无汉唐。
包公羞居大开封，秦会喜游小苏杭。
南岳不是你宿处，不在沙场在大堂。

毛泽东即兴地说：“我也奉和几句，见笑了。

是人岂不恋故乡，红肉辣椒伴谷粱。
男儿女儿论孝顺，街前街后说荒唐。
人说回首即佳境，我无反顾奔天堂。
阴间阳世墙一道，是福是祸随他娘！”

道士沉吟半晌，说：“好诗， 好诗。谢谢。”
毛泽东说：“最后一句不和， 请仙人谅解。”
道士说：“气势到了那地方， 就不能管压不压韵了。这就是你的道。强求不得。我倒是觉得这样的诗好。见了性情。”毛泽东说：“如果仙人不嫌弃，回去后我会将拙诗抄写了寄上。也请您将惠赐的诗寄下。”道士说：“不敢不敢。我差不多知道你是谁了。我不能和你打交道太多。”毛泽东说：“那倒不必顾虑。”道士说： “我们的气不一样。”
出来时，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十六个字：
上山走弦，下山走弓;玉全瓦碎，无动于中。
“你替我找地方保存起来。将来我要验证的。”毛把字条递给汪东兴，意味深长地说： “哲学上还有很多东西没弄清楚，算命就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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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的闲聊话题

李兆忠 | 纵情的极限：郭沫若《凤凰涅槃》诞生始末（上）
原创 2018-03-16 李兆忠 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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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文学人生事业的“第一桶金”。它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创作的发展走向。李兆忠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洞幽烛微，还原了它的诞生过程。此值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12期，本次刊登时李兆忠先生作了修定。由于原文较长，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把文章分三次（上中下）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1919年至1920年之交，无论对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受五四运动和惠特曼诗风的激荡，一连串诗篇从郭沫若胸中喷蔳而出，在中国诗坛猛烈爆发，宛如横空出世，气势之大仅从标题就可看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第一人称的“我”，赫然飞舞的惊叹号，感叹词“呀”、“哟”，充塞于字里行间。它们不仅与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诗歌截然不同，与正在嬗变中的中国新诗也大相径庭。时过境迁，八十年之后重读这些诗篇，人们依然感到惊异，比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放纵，何等的疯狂！这样的作品不仅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它的出现，使步履蹒跚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突然加快了节奏。不久这些作品以《女神》名结集出版，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席诗人的地位一举奠定。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是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二年级学生。这是郭沫若留日的第七个头年，从中国现代留学生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时节。差不多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异域生活和东西方文化的激荡，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两篇革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不过具体到郭沫若，情况还是很不同。如果说《摩罗诗力说》、《文学改良刍议》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的产物的话，那么《女神》就是苦闷压抑之下的激情喷射。读着这些奇异的诗篇，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郭沫若的留学“七年之痒”以如此的方式释放？

郭沫若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供参考——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

这段自白告诉人们三点：第一，郭沫若是个偏于主观的诗人，想象力胜于观察力；第二，郭沫若属于冲动型的性格；第三，这种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难以做出伟大的事业。联系郭沫若的人生实际，平心而论，前两点说得都到位，第三点则需作一点辨析。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个抱负远大、领袖欲强的人，如此低调地称自己没有“做些伟大事业”的“野心”和“能力”，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但考虑到郭沫若当时只是文坛新秀，一位前途未卜的留日医科学生，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能成如此大的气候，这或许是他自谦的原因吧。不过细细琢磨这番话，仍能给人某种启示，诚如作者所言：冲动性的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如果在此基础上引申一下，那就是：冲动性的人往往感性大于理性，缺乏深邃的思想和定力，具体到郭沫若，只消将“胜劳耐剧”四字改成“持之以恒”，就很到位了。联系郭沫若一生思想意识与行动表现的摇摆多变、自相矛盾，不能不令人叹其中肯。君不见，这位当年敢于吞噬一切的“天狗”，专门攻打偶像的文化英雄，后来不是跪倒在偶像脚下，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吗？这位曾经信奉“艺术是自我表现”的诗人，后来不是心甘情愿成为党的“喇叭”，自觉地以文学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炮制海量的“假、大、空”诗文吗？这一切，除却别的因素，与郭沫若“冲动性”的文化人格显然不无关系，个中原委值得细细梳理，不过这已偏离本题，还是言归正传吧。           

一         

1913年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东瀛之旅，说背水一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郭沫若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这意味着，郭沫若必须在半年之内考上官费学校，否则只有打道回府，回到他厌倦不堪的祖国；其二，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初出夔门》）

取道中国的东北，路经朝鲜，经过两周的辗转，郭沫若于1914年1月13日到达东京，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中国与日本有官方协议，五所日本国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它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第一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的中国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于是，这五所学校便成为中国留学生鲤鱼跳龙门的竞争目标。由于报考的人太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人考了八九年也没成功，因此要在半年之内考上，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然而，郭沫若创造了奇迹。1914年7月，郭沫若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录取者仅四十余人，在医科正取的十一名中，郭沫若名列第七。郭沫若出国之前没有正经学过日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考上日本一高预科，证明了他的天才与毅力。这是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他终身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考入了一高的特设豫科，我立刻享受着官费，我于是仅在半年间因成绩优等而为官费生，这实在是一件顶使人愉快不过的事。在我的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快乐。”（《自然的追怀》）

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本的学校从高等学校起就开始分科，一高预科也不例外，它分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个班，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郭沫若此举令人纳闷：不久前刚放弃国立天津军医学校的入学资格，到了日本何以又选择医学？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此一时，彼一时也。郭沫若当初投考天津军医学校，并非出于对医学的爱好，而是想逃离令人郁闷的故乡四川，而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当时国内的教育全不抱希望，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来到日本后，形势大不相同，郭沫若必须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专业，学有所成，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由于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又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再加上不擅长数学，实业与医学于是成为他的首选。在1914年3月14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表示：“男来东留学，志在实业及医学两途”。同年6月，郭沫若报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失利，就剩下学医一途。在1914年9月6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这表明，郭沫若选择医学，既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也不是出于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如鲁迅），而是谋生的需要。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后来有清楚的解释——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创造十年》）

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五年前，还是在四川的嘉定中学读书时，他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高烧损害了耳膜，其症状，据本人形容，就是“不痛不痒，只是带翁翁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这种病对于一般人也许无关紧要，对于一个学医、将来准备行医的人却是致命的，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如何给人断病？

聪明过人的郭沫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察觉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日本的教学方针。日本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学外语，为大学的深造打基础，就拿郭沫若就读的医科来说，课程以德文时间最多，因为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鼻祖，一周多达二十课时，再加上英文和拉丁文，学外语的时间就更可观；另外，日本的外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外语课几乎就是外国文学课。这对于郭沫若来说，无异于老鼠掉进白米缸，原先被压抑的对文学的嗜好，现在又被刺激起来。先是泰戈尔，接着是海涅、歌德、雪莱、莎士比亚、席勒……西方著名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郭沫若的视野，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后来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诗的觉醒期”，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他这样写道：“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生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这种“诗的觉醒”意味着不同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艺术感觉的诞生。至此，郭沫若已经做好文学起飞的准备。


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郭沫若陷于痛苦之中。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连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无法掌握，郭沫若终于醒悟：“性既不近，耳又不聪，继续学医，断无多大成就。”（见1922年1月11日家书）从第二学年起，他就想放弃医学，改入文科。这个念头后来一直挥之不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先是日本妻子坚决反对，认为学医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后来是创造社伙伴成仿吾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必要进文科。然而从心理上到行动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已是无可挽回。福冈五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女神》、《星空》中数以百计的诗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鼠灾》、《残春》、《未央》，《三叶集》中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还有歌德、海涅、泰戈尔等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翻译，都是那一时期完成的。期间有半年多时间郭沫若抛弃学业，频繁地往返于福冈上海，创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全部医学课程的考试，获得了医学士的学位。然而郭沫若获得医学士学位之日，也就是告别医学之时，这个凭聪明和毅力获得的医学士头衔始终只是一个摆设。郭沫若曾自诩自己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从知识层面来讲或许真是如此，并且，即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学医对郭沫若也是不无帮助。诗剧《湘累》、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明显地受到现代医学知识的影响。《湘累》中的屈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残春》则是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潜意识理论的演绎。郭沫若后来论文谈艺，与论敌打笔战，也经常喜欢援引医学上的知识与理论，甚至达到卖弄的地步，比如他对胡适的“五大魔鬼”论的抨击，就援引疟疾与花柳病的知识，大加发挥。还有，郭沫若这样定义诗：“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公式，没有医学修养的人绝对做不出来的。尽管如此，学医的过程对郭沫若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郭沫若后来曾将此归结于日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未必的确，因为日本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也是填鸭式，郭沫若并没有觉得枯燥，反而甘之如饴。1921年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只望时钟早响。但是响了又怎么样呢？响了之后，依然又是一场独白剧，一点如是，两点如是。今天如是，明天如是，过细想来，恐怕人生一世，永远都是如此罢。上了一礼拜的课，到今礼拜来，率性又‘撒波’起来了，率性在家里闭门读书，上前天想重把生理学来研究，念了一天的书，第二天又厌倦起来了。开开书本就想睡。我恐怕得了嗜眠症的怪病。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又把一些干燥无味的催眠剂丢在一边了。”而在1920年8月24日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甚至将自己的学医生涯与骷髅——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这样写道：“你《人生》一诗简洁深永，我很爱。我读了，想起我去年某日早晨，独坐在解剖学教室中，学生一个都还没有登校；室中正面只有两个髑髅挂着，睥睨着我；背后壁上的时钟不断地刻划，我做了一首诗写在钞本上面：‘铁塔——铁塔！/壁上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逼迫——逼迫！/胸中的血浪儿乱打我的心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耳不聪、性不合、学成无望的前提下，医学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因素，强烈地刺激着郭沫若的文学冲动。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郭沫若将近而立之年，人生事业一切都还没有头绪，作为一个志向远大、才华超群的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切？在1918年月11月27日致胞弟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势之所积，理复云何。回首故乡，不觉怆然神丧矣！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迷茫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处境下，借文学浇胸中块垒，希望通过文学打出一条人生之路，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郭沫若的同窗有泽保这样描绘大学时代的郭沫若：“削瘦白皙的身躯，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搭讪。可是，同学找他聊天时，却能友好相待，偶尔谈及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常常是话如流水，滔滔不绝。对医学的学习尽管不很专心，可是，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却能抓住要领回答得很好，真不愧是个俊才，受到大家的钦佩。”（见《郭沫若研究》第5册，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据《创造十年》交代，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骷髅》是他在解剖尸体时，因尸体上纹身图案的刺激，产生灵感创作而成的。十几年之后作者叙述此事，依然兴味盎然，其中这样写道：“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着刀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落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是在做显微镜解剖学实习时，一边观察着显微镜下的肌肉纤维，一边构思而成的。而那首大名鼎鼎的《凤凰涅槃》，是作者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受到诗意的袭击，在笔记本上东鳞西爪地记下来的。

也许是天助，就在郭沫若的苦闷与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借这股强劲的东风，郭沫若郁积已久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的伯乐，而郭沫若则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在宗白华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栏目之前，郭沫若还是一个汲汲无闻的文学青年，偶有作品在该报发表，并未受到重视；是宗白华接管《学灯》之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才真正拉开序幕，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叙述的那样：“我同白华最初并不认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一九二O年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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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著有《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扩张的王国》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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