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算真正的政治家

思想评论 来源：共识网 2015.02.16

什么算真正的政治家
作者：邓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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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并非只是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政治家有四个标准：第一，建立良性制度;第二，建立事业功勋;第三，不干政;第四，感化道德风俗。


——兼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记
什么算是政治家?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讨论什么算是政治家，也算是为政治家正名，并为评价政治人物提供参考，也为想成为政治家的人提供参考。不过，“什么算是政治家”，不是要追问政治家的定义，而是要追问政治家的基本条件，亦即基本标准。
中外历史上，都有许多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王安石、和珅等，这些人物是否都可以算作政治家?或许有人会说：政治家是指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且对国家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人。起坏作用的，即便权势很大，也只能算政客。好，我们可以也应该承认此标准。据此，可以把夏桀、商纣排除出去。但是，隋炀帝与和珅，该不该排除呢?则很难说。要说隋炀帝没有积极的功劳，恐不公平。后人有论，说隋炀帝如果不是为其私心而修建大运河，则为奇功一件。但是，凭什么说隋炀帝就是私心?难道因为隋炀帝乘着龙船，烟花三月下扬州?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说，隋炀帝为了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而修建大运河，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乃是检阅工程，顺便玩玩。玩玩，对古代皇帝来说，既不违法也不背理。奥巴马到处吃小吃，卡梅伦到成都来，还特地跑去吃成都美食呢。所以，断然说隋炀帝不是政治家，未必妥当。王安石被公认为政治家，但他不是皇帝(一把手)。这意味着，政治家并不一定是一把手。照此，和珅算不算政治家呢?和珅贪腐甚巨，干了许多坏事，不少电视剧也丑化之，但历史上真实的和珅很有才干，也作了不少好事。若此，和珅算不算政治家，也得存疑。要说残暴，秦始皇即便不是最残暴的，也是很残暴的，是典型的暴君，但无人否定秦皇是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政治家。
由此看来，什么算是政治家，值得重新考量。
即便那些被公认的著名政治家，是否都算政治家，或者都算同一类型的政治家呢?毛泽东《沁园春·雪》中，陈列了一个简略的英雄谱：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这五位非常杰出的帝王是否属于同类?
首先看秦始皇。在《史记》里面，无论是秦始皇自夸，还是群臣夸赞，以及司马迁的评价，都是一致的，都集中在秦始皇统一了各种分歧的制度，并创建了不少新制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慎遵职事”，“匡饬异俗，陵水经地……端直敦忠，事业有常……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是评价秦始皇功劳的关键词，也是标准。这个标准，我们今天也是承认的。
其次，看看汉武帝。汉武帝在制度建设上，主要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今天看来，这是思想专制，在古代，即便不是最优选择，也算次优选择，具有积极意义。在功业上，在汉武帝之领导下，中国终于对匈奴取得了上风。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匈奴取得上风。
再看唐太宗、宋太祖，除了沿袭前代制度，他们并无多少制度建树。在制度建树方面，唐太宗还不如隋文帝和隋炀帝。隋朝确立了科举制。科举制，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甚巨，甚至流布西方，为西方所学习和扩展，形成现代考试制度。考试内容，古今可以完全不同，但在人才选拔的基本方式上，今天的考试制度仍无法超越科举制(犹如，今天的科学仍无法超越伽利略开创的“实验+数学”的基本方法)。科举制开创于隋文帝，成形于隋炀帝。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历史上有汉承秦制、唐承隋制之说，这意味着，恐怕不能轻易将隋炀帝逐出政治家之列。唐太宗的成就主要是在功业上，他是在既定制度之下，发挥其领袖品质，将国家治理导向了更好的局面。
再看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个厉害人物，对东方和西方都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与成吉思汗相比，秦始皇、汉武帝，并非全球性人物，至少他们没有直接对西方(准确说是欧洲)产生影响，间接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成吉思汗对西方的影响如同对中国的影响一样直接，欧洲的许多土地都直接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成吉思汗的影响，也几乎完全集中于功业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虽然不排除他对制度有技术改革，但这种改革，许多皇帝、大臣都有，算不上这里说的制度建构。即便在功业上，成吉思汗的实现手段，也是残忍之极。所以，对成吉思汗这种人物，在何种意义上当视作政治家，还值得仔细考量。当然，说成吉思汗是军事家，毋庸置疑。
再看看毛泽东。自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毛泽东的集权程度，可谓登峰造极，无出其右。毛泽东功勋卓著，不可否定，例如，建立了国家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货币体系(关于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独立货币体系建立的重要意义，似乎尚未被充分认识)。但是，毛泽东究竟有多少制度建树呢?计划经济被否定得差不多了;领导终身制，也被否定了;毛泽东最为得意的文化大革命，则被完全否定了。汉承秦制、唐承隋制，而毛制，如今安在?其人亡，其政息，在毛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不亦悲乎?
借授课之机，我向学生作了一个调查：“毛泽东最大的功劳与过失是什么?”
多数学生认为，建立新中国，是毛泽东的最大功劳;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则是其最大过失。
评价毛泽东的功劳，关键要有世界视野。从夏朝开始，中国就不断进行着改朝换代。如果没有世界视野，我们看不出毛泽东革命与汤武革命、陈胜吴广革命、刘邦革命等有什么区别。近代以来，西方迅速崛起，四处扩张和侵略，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形成现代世界体系。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大变局，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振作效率是很低的。鸦战后百年，国家起色不大，随时有再次被割肉分裂之危险。说简单点，鸦战后的百年，中国仍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面临着还能不能保存为一个国家的问题。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或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使中国在已经成为完整一体的世界之中，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改朝换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革命，可谓起承转合、扭转乾坤。如果没有世界视野，则会低估毛泽东的功劳。
比毛泽东的功劳更值得反思的，是其过失。“文革”的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且毛泽东要对“文革”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不管“文革”的后果多么严重，“文革”都只是一件事。即便“文革”完全错了，也只是一个重大决策错误。但是，若把“文革”视作毛泽东的最大过失，则没有认识到他真正的最大过失。
毛泽东的最大过失，在制度建设方面。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没有顺应历史大趋势，开启国家常规政治所需的制度建设与按制度做事的法治传统，这是他最大的过失。这一过失远比“文革”要大，而其后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度性、结构性阻碍。当然，毛泽东没有开启按规则做事的传统，也是一件事，但这件事显然与其他具体事不同，其重要性显然远甚于处理一个具体事件。直至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仍未基本完成。
究竟什么算是政治家?政治家有四个重要性不可等量齐观的标准。
　一、建立良性制度：政治家的第一标准
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建立良性制度。
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运行，必须要有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广而言之，任何集体都需要规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一个国家需要规矩而言，古与今，中与外，并无明显差异(但也不完全如此，如道家就有非法治、非制度的倾向)。但问题在于：要建立什么样的规矩?
儒家的核心观念是人治。当然，儒家自己不说人治，而说德治。其实，德治是人治的一种。德治是基于执政者的良好品德来统治，良好品德显然是个人特质而不具有普遍性，而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却具有普遍性、稳定性、明确性、可预期性、操作化、程序化等特征。人治有好的人治和坏的人治两种，前者就是以有德有才的人来治理，治理的结果是善治，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康熙等的统治;后者是以无德或无才的人来治理，治理的结果是恶治，如夏桀、商纣王、周幽王、汉桓帝、汉灵帝等的统治。在理论上，所有人治都是主张用贤人来治理——谁会主张用坏人来治理呢?前些年，有人宣称要以德治国，试图用以德治国来填补中国法治的缺失，并试图超越人治。但殊不知，德治也是人治。德治不可能超越人治，而最多可能超越坏的人治，犹如哺乳动物不能超越动物，而只能超越非哺乳动物。但实际上，好的人治连坏的人治都超越不了，因为好的人治很不可靠，很容易转向它的对立面——坏的人治。不要说前代是明君，后代经常是恶主，即便历史上的明君，也很不可靠。同一位帝王，前半生可能是贤君，后半生可能是恶主，如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晚年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就意味着，善治很可能向恶治转化，从而无法超越恶治。但是，哺乳动物永远不可能向非哺乳动物转化，因而它对非哺乳动物的超越是可靠的。
如果能用好人来治理，当然很好，但理论主张很可能远离实际。人治理论(或者德治理论)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如果真的存在君子(包括贤君和贤臣)，如何才能有效地将他们从大众中识别和遴选出来?
第二，如果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品质败坏，靠什么来纠正?
第三，如何才能有效地让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继任者也保持品质优良，从而使统治者的品质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人治理论无法有效尤其是无法可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具体到儒家，儒家理论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有资格说教训。儒家探索了两千多年，中国政治也为人治理论提供了两千多年的实践和修正时间，但一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这并非是说人治(及儒家)一无是处。当人类各大文明都没有发展出高于人治的治理理论和模式时，人治是最优越的。而对同一个模式，不同的国家的实践效果可能有差异。不谦虚地说，中国的人治在古代是相当成功的。另一方面，不论中国古代的人治多么成功，都不可否认，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也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当然，全世界的治理都存在严重问题。面对问题，人类也一直在探索更高级的治理理论和模式。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西方率先发展出法治这种更先进的国家治理理论和模式。与法治相比，人治的功能就相形见绌了。这犹如没有轮船时，帆船是最优越的，但有了轮船后，帆船就相形见绌，不得不在整体上被淘汰。关于法治，这里略需说明。有人认为，罗马属于法治，这是不当的。退一步讲，即便罗马倾向于法治，也是初级的法治，而不是现代法治。现代的法治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它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某些重要条件是古代所不具备的(参见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在人治社会，评价一个政治家是否杰出，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德治和相应的善治。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唐太宗、宋太祖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在制度上并无多大建树，仍然可以称为杰出的政治家。而那些开创制度的人，则是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个意义上，秦始皇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汉武帝次之。“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非虚言也。虽然谭嗣同呐喊此言，本意乃贬斥，但实际上，此言呈现的含义并非单纯贬抑，而是亦褒亦贬，所指不同而已。褒，针对的是秦皇，秦皇奠定了其后中国运行的制度基础，其后两千年，无出其手心，故秦皇不亦伟大乎?贬，针对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及秦以后的中国人。两千年过去了，中国也没有发展出超越秦政的政治制度，不亦没出息乎?
在同一基本制度下，有些政治家致力于制度的版本改进与升级，这些政治家还是不错的，如唐太宗、宋太祖、雍正帝、王安石、张居正等，但还有一些政治家(姑且称为政治家)，却致力于将制度降级，创建恶劣的制度。后者的典型，就是至今仍被某些人称道的朱元璋。朱元璋对腐败的确很痛恨，在几个大的王朝中，明朝的反腐措施的确最为严厉，但是，其效果却最差，为什么?因为明王朝的反腐是用一种只听令于具体权威(如皇帝)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去反对另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甚至运用特务机构来反腐。东厂、西厂、锦衣卫、内行厂之类的特务机构(这些机构兼有反腐职能，所以也算反腐机构)乃是特权机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之所以发生于朱元璋时期，就是因为他设置了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不按照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常规行政和司法程序行事，导致权力大幅集中于皇帝手里，不但对中国本来就很稀薄的法治因素和脆弱的法治萌芽构成极大的打击和摧残，并直接导致此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统治的特务化、黑社会化和恐怖主义化。朱元璋从制度上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远比桀、纣、隋炀帝大得多。好制度比好事还好许多倍，坏制度比坏事还坏许多倍。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政治家。非常遗憾的是，今天，还有许多人推崇朱元璋，尤其是推崇朱元璋的反腐模式。(检索CNKI，还有不少论文在讨论朱元璋反腐的正面经验。)
人类各大文明进入人治阶段，是自然的进程，只不过各自表现有差异。但是，法治(尤其是“法治+民主”)，却并非自然的历程。在各大文明中，只有基于欧洲文明的美国，第一个发展出了法治(及民主)。而华盛顿，积极主动推动了这一进程，且不专权恋权和幕后操纵，真正做到了功成身退。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是古今中外第一政治家，是超一流的政治家。
这里不想说华盛顿，也不想说美国，而想说，当美国率先发展出更先进的法治治理模式后，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该怎么办?是继续维护旧制度呢，还是拥抱新制度?不同政治人物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也享受了不同的命运和名誉。
英国王室的开明与让步带来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流血的胜利，彼得大帝推动了俄国的近代化，明治天皇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彼得大帝、明治天皇、拉·甘地等及其重要支持者(如日本的伊藤博文)，皆可谓第一流政治家。在华人世界，蒋经国接替了蒋介石为他布好的局，如果他要保持高压，坚持蒋家王朝，未尝不可能。虽然有人说蒋经国本人并无自由、民主、法治等意识，他推动台湾转型，乃是形势逼人，新生力量日益强大，但是，新生力量日益强大，本身便有蒋经国的宽容之因素。蒋经国没有民主、法治意识，难道明治天皇就有?明治天皇、蒋经国推动改革，并不一定要从自己的具体思想出发。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要克服个人因素，协调个人倾向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让前者服从后者。一个政治家不喜欢喝酒，不等于他就要实行禁酒令。孙中山信基督，不等于他就要利用权力宣扬基督。不管蒋经国本人思想如何，他毕竟没有抱残守缺或负隅顽抗，而是看到，法治、民主、自由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甚至还可以这样讲，蒋经国本不喜欢法治、民主，却实质性地推动了台湾的法治、民主进程，这更能证明其伟大。
当然，这世界上也不乏倒行逆施的政治家，如斯大林、希特勒、李承晚、朗诺、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金正日、金正恩等等。
人类的基本政治制度很少，只有极少数政治人物处于基本制度变革之际，而绝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处于某个基本政治制度之下。对于前一种情况，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关键在于他是否突破了旧制度，创建了新制度。而这种创建，又分为原创性创建和模仿性创建，前者如华盛顿，后者如明治天皇、伊藤博文、蒋经国等。对于后一种情况，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优秀的政治家，关键在于他是否改进了现有制度，提供了现有制度的升级版本。在这个意义上，唐太宗、宋太祖、雍正帝等都是杰出的政治家，而朱元璋是拙劣的政治家。
在这里，毛泽东是一个不应该回避的人物。毛在事业上功勋卓著，但在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改变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周期律的良药，而民主的关键又在于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势必走向民粹民主。另一方面，晚年毛泽东却走向高度集权，摈弃民主，摧毁中国本来就极其稀薄的法治，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现实灾难，同时给国家运行和发展留下巨大的后遗症。与秦始皇时代相比，世界史已为毛泽东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以及政治运行经验，供其参考，但毛泽东先是主张，后是拒斥了法治与民主，可谓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及其没也，他一手缔造的共产党，对这个开山祖师和曾经一言九鼎的教父，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了其过失，尤其是他对法治与民主的违背。所以，毛泽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政治家，又当视作几流政治家，并不是一个成了定论的问题。毛泽东这个案例也表明，人治很不可靠，既然一个领袖前期英明都不能保证其后期英明，上一代领袖英明又怎么能保证下一代领袖英明呢?所以，人治完全不能保证统治者的德行和才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建立良性制度，让国家机构、公职人员和公民都按照规则做事，政治家才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做到老子所言的“无为而无不为”，政治家才可能“轻松”下来(比较一下，国事再忙，奥巴马都要休假，并且，奥巴马用在国际事务上的时间恐怕比其他许多国家元首要多很多，这意味着，国内事务因制度化而更轻松些，而国际事务因尚无有效的国际制度，故需要更多地协调和平衡)。中国的官员，或许是全世界最累的，因为官员办事不讲规则，几乎事事需要官员协调、权衡，不累才怪，且累不得其所。(当然，这种不讲规则的累，可以为权力寻找许多寻租机会。)不过，不能把法治之下的“无为而无不为”与老子本义的“无为而无不为”混为一谈，因为老子及道家是鄙薄法治的，如其所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因此，建立良性制度，是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否为杰出政治家的第一标准。第一标准表现为：如果积极推动了良性制度的建立，就一定是杰出政治家，即便其他方面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如果阻碍良性制度的建立，就一定不是杰出政治家，即便其他方面有重大功劳。也就是，建立良性制度是杰出政治家的充要条件，而其他方面只是辅助条件。
二、建立事业功勋：政治家的第二标准
建立事业功勋，当然也重要，但他绝不是第一重要的。一场战争该不该打，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元首，而取决于专业高级官员(或专业大臣)。匈奴是否该打击?在何时打击?用何种方式打击?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由皇帝主导。匈奴对中国的威胁，汉武帝之前就很严重，但是，如果将军们的主流意见认为汉朝的军力不如匈奴，汉朝也只得隐忍，以致于屈辱地和亲以安敌。
对于具体领域的事业，元首最重要的是把握方向，其余的事情，尽可能放手给下级。这是因为，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各种专业知识在古代的积累不多，专业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元首还可以在多个专业上成为半个专家，因而可以介入一些具体事务。但即便如此，仗怎么打，水利怎么搞，宫殿城市怎么修之类，还得主要听专业大臣的。近代以后，随着各种知识越积越多，通才不再可能之后，元首在具体领域更是只得听专家的意见。可以说，今天，不论哪个国家的元首，在专业领域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和套话——不得不如此。但这些官话和套话又不完全是废话，之所以不是废话，不是从专业角度讲的，而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元首针对专业领域的意见，都是表态性的话，或者打气或者泄气，或者承诺给予支持或者不予支持。(至于元首如何避免被专家蒙蔽，是有办法的，此系另话。)
事业功勋的建立，如果不基于良性制度，则很容易昙花一现。没有良性制度，国家治理不可能健康稳定，实力不可能持续发展，前人的事业很容易被继任者毁掉。在这方面，中国可谓典型案例。中国的疆域变化很大(波动幅度很大)，遇到贤君，则边疆稳定，疆域扩大;遇到庸君，则边患不断，疆域萎缩。如果具有良性制度，国家治理有效，则那些事业会稳定留存下来，并不断扩大。在这方面，美国是典型案例。美国的利益可以急剧扩张，并且反复波动的幅度很小。中国人常说，后人毁了祖宗基业。放在国家治理层面，正是因为没有良性制度，再好的事业，也可能被后代毁掉。这再次强化了制度建设的第一重要性。
三、不在位不谋政：政治家的第三标准
一个身在高位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元首级政治人物，必定都有一帮支持者。即便政治人物退位后，他对支持者仍可能有重要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在人治社会会很强，因为许多留任官员都是他运用权力提拔起来的。退位政治人物的遗留影响力，为他干政提供了可能。
孔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这个主张是对的，但是，儒家没有提出保障其实施的具体制度，因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仅仅是道德号召，而非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制度化规定。道德号召的作用依赖于并且仅仅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如果官员道德觉悟高，他退位后，就不干政或少干政;如果觉悟低，则严重干政。但是，儒家并不能提出保障官员道德的措施，导致真正有觉悟的官员并不多，并进一步导致，许多退位官员大量干政，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老人干政的现象一直存在。典型者，乾隆退位而不休，幕后指挥嘉庆。乾隆之为，既要实现当年许下的在位时间不超过其祖父康熙的承诺，又要继续享受皇帝的实权，对新君构成极大干预。不客气地说，这是典型的当婊子立牌坊之举。慈禧垂帘听政也是干政的典型。其实，何必垂帘听政，干脆自己当皇帝得了，历史上并非无女皇帝之先例，武则天是也。
退位而干政，会给现任当政者带来严重干扰，这是不言而喻的。防范退位者干政，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其次是退位者个人的道德约束。没有制度约束，道德约束是很不可靠的。这再次强化了制度的第一重要性。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可以形成公式化的表述：没有良性制度的保障，x(一切具体的政事)都是不稳定、不可靠和不可持续的。
当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非意味着退位者不能参与政事。退位者可能有重要影响力，还有许多经验或教训，这些都可以为现任执政者所用，但是，退位者参与政事，必须合乎制度规定，而不能在法外参与，搞潜规则。美国退位的政要，也时不时公开参与国内事务，有时还代表美国政府参与国际斡旋，但美国没有退位者干预政治的麻烦，因为它的制度规定了退位者参与政事的边界。而中国，似乎很少有退位者公开参与政事。其实，公开参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幕后参与。
政治家在退位后，遵循制度并自我约束，在制度范围内参政而不干政，也是很重要的，故将之作为评判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政治家的第三标准。此即老子所言“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
　四、感化道德风俗：政治家的第四标准
虽然制度第一重要，但制度不是万能的。法治也有三点不足。第一，社会生活是无限丰富的，且在不断变化，法律(及更广义的规则)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作规定，因此，法律的覆盖面总是有限的。第二，法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无法做到完美。这种不完美的终端表现是，任何法律，总有或多或少的人反对。第三，法律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和严格执行。这三点导致，如果徒用法治，总有人钻空子。对这种情况，只有道德才能补救。而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除了法治限定的基本框架外，还需要精英阶层的道德风俗感化。其中，政治家的道德又是最引人注目的，最能起到影响国民道德的作用。在这点上，儒家、道家所提倡的上位者的道德感化，是有一定道理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
道德是无法强制的，一旦强制就成为法律。道德提升只能靠自我修养和外部感化。外部感化不是没有法治的无边界的感化，而是有边界的感化。这种边界实现出来，就是法律上的裁量权。道德感化只能在裁量权内发挥作用。裁量权，不仅适用于官员和法官，也适用于普通人，因为法律对普通人的规定不是刚性的一条线，而是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选择，就是个人行为的裁量权。例如，国民是否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否积极帮助他人，这是法律无法强制规定到细节的，而只能交诸国民自行裁量、取舍。法治之所以不排斥自由裁量权，因为人类至今甚至永远无法建立起一套能完美规范人类行为和协调冲突的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系，这就必须赋予裁决者(包括普通国民)以一定的裁量权，但是，一切裁决者对分歧和冲突的调控都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边界。当然，赋予裁量权之前的配套工作则是要尽可能制定具有统一性、公开性、明确性、程序化、操作化，甚至细化的法律。在这个前提下，裁决者可以并且应该运用自己的良知和道德，使自己对分歧、冲突、公共事务的裁量更倾向于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从而感化他人。虽然很可能出现，某些裁量会违背人类的基本价值。但是，只要这些裁量没有越出法律的边界，那么，即便其裁量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不能让公众满意，其后果也是可容忍的。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裁量权，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良知与道德，使自己的行为更少地损害他人，更多地有利于他人，从而促进社会道德的改善。
政治人物对道德风俗的感化，在于并且只在于其所拥有的权力裁量权和个人行为裁量权，使之更能维护和促进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博爱、宽容、勤劳、简朴、谦让等。
但是，不要因此夸大儒家及道家的德治(人治)理论的价值。德治的价值，只有基于法治，才能可靠并可持续地发挥作用。德治与法治，当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但二者不是平行的互补，而是有主次和优先靠后的互补(主次关系不等于优先靠后关系)。法治为主，德治为辅;法治优先，德治靠后。唯有如此配方，才不至于本末颠倒，而儒家和道家恰恰犯了本末颠倒之弊。唯有不本末颠倒，法治和德治(人治)都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功效，并相互促进。
在这个意义上，感化道德风俗，乃是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政治家的第四标准。
这四个标准不是等值的，四者的重要性递减。四者均能做到者，可谓完人。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政治人物，倘能做到第一条，即为杰出，即可为民敬戴而长驻民心，永垂青史。若不能做到第一条，其他三条做得再好，也不是杰出政治家。此正可解释：尽管蒋介石在台湾无论是权威还是事业功勋都远比蒋经国大(前者自不待言，后者表现在台湾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实现经济腾飞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但蒋介石并未实质性推进台湾的制度转型与升级，故其名声并不甚佳。而蒋经国的民望之所以远比蒋介石高，其惟可藉而名垂青史者，乃实质性地推动了台湾的制度转型与升级，正所谓“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呼唤杰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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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x323491
发表日期：2015/02/18 12:40凤凰网辽宁省沈阳市网友：ndx323491
直指问题的核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基本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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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16 14:15凤凰网福建省福州市网友：韵qq595655076
忽悠骗。支持的顶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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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20 09:47凤凰网福建省三明市网友：小qq595655076
直指问题的核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基本赞同!大家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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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zww
发表日期：2015/02/16 10:47凤凰网广东省广州市网友：szzww
忽悠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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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17 10:00凤凰网福建省福州市网友：韵qq595655076
忽悠骗。支持的顶一下吧，，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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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18 11:35凤凰网福建省福州市网友：韵qq595655076
忽悠骗。支持的顶一下吧，，顶。支持的顶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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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友
发表日期：2015/02/20 20:49凤凰网河北省石家庄市网友：凤凰网友
本人不懂政治，搞政治的人都宣称自己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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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快乐老农
发表日期：2015/02/21 21:48凤凰网湖北省武汉市网友：黄梅快乐老农
基本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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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黄梅快乐老农
发表日期：2015/02/21 21:48凤凰网湖北省武汉市网友：黄梅快乐老农
基本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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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友
发表日期：2015/02/20 20:49凤凰网河北省石家庄市网友：凤凰网友
本人不懂政治，搞政治的人都宣称自己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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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20 09:47凤凰网福建省三明市网友：小qq595655076
直指问题的核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基本赞同!大家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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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x323491
发表日期：2015/02/18 12:40凤凰网辽宁省沈阳市网友：ndx323491
直指问题的核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基本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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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18 11:35凤凰网福建省福州市网友：韵qq595655076
忽悠骗。支持的顶一下吧，，顶。支持的顶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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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17 10:00凤凰网福建省福州市网友：韵qq595655076
忽悠骗。支持的顶一下吧，，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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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qq595655076
发表日期：2015/02/16 14:15凤凰网福建省福州市网友：韵qq595655076
忽悠骗。支持的顶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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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zww
发表日期：2015/02/16 10:47凤凰网广东省广州市网友：szzww
忽悠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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