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1946年给习仲勋的九封信都说了什么？

揭秘：毛泽东1946年给习仲勋的九封信都说了什么？
2015年01月20日 09:00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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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本组图为习仲勋与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珍贵合照。1953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委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何香凝，后排右一为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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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本组图为习仲勋与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珍贵合照。1953[详细]
核心提示：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九封来信的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了九封信。”



毛泽东与习仲勋，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1946年毛泽东给习仲勋的九封信

编者按：近日，《习仲勋画传》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出版发行。书中记述《双十协定》签署不久，国民党军以30万重兵首先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就接应中原突围后的王震部安全返回边区及打击胡宗南部对边区的进犯等重要问题，当面征询习仲勋的意见，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连给习仲勋亲笔写了九封信。摘编如下。

1946年初夏，《双十协定》签署不久，国民党军以30万重兵首先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就接应中原突围后的王震部安全返回边区及打击胡宗南部对边区的进犯等重要问题，在王家坪住地约谈习仲勋，当面征询他的意见，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连给习仲勋亲笔写了九封信。

7月26日，毛泽东致信习仲勋，“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此前的6月份，习仲勋已派西北局统战部民运科长刘庚前往陕南迎接。8月10日，又派汪锋从马栏出发，于9月18日到商洛主持鄂豫陕工作。

8月10日一天之内，毛泽东两次致信习仲勋。第一封信指出：“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紧接着又在第二封信中提出：“十七军八十四师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盼！”

11日，习仲勋致电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警3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郭炳坤，令派出一百五六十人的武装向陇南活动，创造游击区，抓紧时间做好接应准备工作，派若干武工队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并严令不得泄密。同时，抽调警一旅两个加强连300多人组成西府游击支队，由赵伯经带领开赴麟游山区，牵制胡宗南部队，减轻359旅压力。

8月19日，毛泽东致信习仲勋，要求“准备三个强的团”，“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19日夜10时，习仲勋和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等电令新4旅全部和警3旅7团在两日内做好战斗准备（以轻装做准备），待命行动。

20日夜10时，习仲勋和王世泰等发布命令，组织南线出击，令新4旅为左翼，担负长武、彬县之间缺口的突破出迎任务；警3旅7团等部为右翼，担负平凉、泾川之间缺口的突破出迎任务；警1旅组织小股游击队昼伏夜出，于淳化、旬邑一带麻痹牵制敌人等。

22日，习仲勋又致电张仲良、李合邦等，令立即1946年9月，王震率出动，不要迟延。是日夜，难以入睡的毛泽东提笔致信习仲勋，询问长武、彬县、平凉、隆德、静宁、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固原等地敌军兵力及布防情况。

23日，南线出击开始。359旅绕道陇县，向北疾驰。习仲勋将南线出击及敌军布防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当日复函习仲勋，表示“来示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

24日，习仲勋和王世泰电令部队，指出此次出击主要任务为迎接王震部安全进入边区，对追堵之敌必须奋勇排除，打击与消灭之，在掩护王部安全通过后，须徐徐收束攻势，撤回边区。


29日，359旅在长武、泾川间越过西兰公路，渡过泾河，在镇原屯子镇与警3旅胜利会合。当日，毛泽东难掩喜悦之情，再次致信习仲勋，指示：“王震部主力已到边边（注：即陕甘宁边区的边沿地区），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9月1日，毛泽东致信习仲勋：“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筹划，并见告。”

2日，在收到习仲勋关于敌我形势和作战方案的报告后，毛泽东再次致信习仲勋：“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

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九封来信的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写了九封信。”


[责任编辑：蔡信]标签：毛泽东 习仲勋.中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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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致电毛泽东：再“左”下去会输精光
2018-03-09 旧报刊剪辑 老兵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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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正在苦闷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更令他兴奋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制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史称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骑马日夜兼程从西北局所在地赶往杨家沟。根据会议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会议期间，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非常专注地听取了习仲勋的汇报，这使习仲勋感受到党中央对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担忧，并希望得到实际情况后，予以纠正的决心。这种感觉使之前一直忧心忡忡的习仲勋心里轻松了许多。

果然，在28日进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到 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在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心中有了党中央给予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因此习仲勋一回到西北局，虽然当时正逢元旦佳节，但他已无心和家人去享受节日的欢乐，立即带着工作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

1948年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积极纠正会议召开之前在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热烈拥护。（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生活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发动群众自发运动。其中关于如何区别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习仲勋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第一，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 20%。如再平分，即有80%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 80%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启程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3天，没白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改进展和遇到的问题。他交代这些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得隐瞒，也不能夸大。接下来的两天，出席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听取每个人在会上的发言。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半个月内从土改一线发来的两个调查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众在土改中将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但没想到若不加引导，也会走入歧途。不过，让他高兴的是，从习仲勋的思想水平和严谨工作态度上，他看到了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泽东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和农会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第3天就回电了，对三类不同解放区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并建议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他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习仲勋的电报稿亲笔作了修改和校订，再一次转发各解放区。

在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调查研究中，习仲勋走群众路线，时间长，专注度高，巡视面广，领风气之先，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最难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验证，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领导层达成共识。紧接着，我父亲和习仲勋，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分区和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追着纠”、“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亲笔信





习仲勋（后排右二）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习仲勋土改纠左，却让一个人从此怀恨在心，期待秋后算账。他就是在西北土改中率先推行极“左”路线的康生。

14年后的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利用仅发表部分章节的历史小说《刘志丹》，对习仲勋发动突然袭击，诬陷他勾结小说作者李建彤，阴谋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位置上打落下来。具体过程是，康生在会上交给毛泽东一张字条，毛泽东打开字条一念：“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康生立刻把这句话当做毛主席语录广为散布。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是在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个说别人搞阴谋的人，自己就是个阴谋家。


险些被极“左”路线杀害的习仲勋，为14年前在土改运动中反“左”纠偏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后背负16年冤案，先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一个小小的副厂长，后在十年“文革”中又被关了8年监狱。当1979年他获平反昭雪，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把守南大门”时，他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虽然中央很快让他接任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他奉小平同志之命，正是在此期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同志在中南海散步时，说出了那句让他感到欣慰，却让我们为极“左”阴影笼罩了中国几十年感到沉痛和辛酸的话：“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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