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说”真相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说”真相
腾讯文化杨奎松2014-12-14 07:30我要分享 389
[摘要]很明显，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张学良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怕是要打一个问号。

作者：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年是西安事变78周年，在此推荐杨奎松先生的著作集《革命》，为您揭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及其晚年忏悔真相。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说”真相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摘自《革命》中的《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本考察》及《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年7月。

严格地说，不论蒋介石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

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

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

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说”真相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

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说”真相

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

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

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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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日军缴获东北军军工厂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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