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本位形成的知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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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保平
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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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为我用，入吾毂中

—— 中国官本位形成的知识根源

廖保平 今天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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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来指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有所抗争，但又软弱胆小，摇摆不定，做不成大事。事实上，“秀才”不仅造反难成，“秀才”撑头造反也不多，江湖人士造反倒是常有。
原因是中国皇权政治一直在收买、收编知识分子、智识阶层，知识权力因之变成政治权力的一部分，“秀才们”是官僚或准官僚，享受特权，也是既得利益者，维护这个体制还来不及，又何必去反抗它呢。纵有反抗也是极少数在利益分配中感觉不公平、不得志者。“秀才”处在权力结构的中下层，在这个体制里乞食，早已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权力型人格”，胆小怕事，缺少一点敢作敢为的草莽味，做不成大事，似在意料之中。
那么，知识权力是如何被政治权力收买或收编的呢？这得从中国传统掌握知识权力的阶层——士大夫阶层如何崛起说起。
士大夫指旧时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叫智识分子，叫智识分子更准确）。帝国建立了官僚选拔机制后，士大夫就是那些专门为做官而修身读书，以期通过“干部选拔”考核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集团。《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士大夫就是做官的知识分子，不做官的只能叫读书人，做官而非读书人，比如因军功做官的，也不叫士大夫。
不过春秋之前，虽有胥吏阶层，并不称为“士大夫”。按周代分封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均世袭罔替，封地均称国，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各诸侯国内，置卿、大夫、士等爵位。大夫和士都是有爵位的贵族，大夫是王侯的家臣，士是大夫的家臣，都是低级贵族。费孝通先生说：“在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是统治阶级的一层，虽则在统治阶级中说是很低的一层，但是究竟还是统治者，是握有政权的。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岳麓书社/2012年1月版）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大夫和士是有邑有田的人，有能力供养着自己甚至随从，《左传·桓公二年》说这叫“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让他们有人格上独立，贵族精神十足。
随着封建解体，处在贵族最底层的他们自我保护能力最差，最先受到冲击，在一轮轮的摧毁宗法，打击贵族，土地国有化运动中，他们被夺去赖以生存的政治特权权和采邑田地，只能去投靠能养自己的人。另外，“由于社会的动荡掠夺，一些王侯贵族失去了所继承的一切，不但养不起起士，连自己也要被人所养。这时候，士（特指文士，笔者注）更不可能捧着旧衣钵，吃闲饭，只好给人讲讲故事，教书，办事，打杂，作傧相办红白大事，作秘书跑腿过日子，从帮凶变成了帮闲的。跟着，找到了新路，不是作王侯的家臣，而是选举征辟等途径，攀上了高枝儿，作皇帝的食客雇工，摇身一变为大夫，为官僚。于是，几千年来，士大夫联成了一个名词。”（同上）
阎步克先生的考证更为严谨精确，他认为，“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春秋以上无“士大夫”之称，只有“大夫士”。战国的“士大夫”一词，并不是“士”与“大夫”的合称，“士大夫”是有田邑的封君，“士”字是修饰“大夫”的，与“子大夫”的“子”的意思相近，他称时用“士大夫”，对称时用“子大夫”。“士大夫”主要就“大夫”而言，“官人百吏”则对应着原先的“士”等级。昔日“士”所承担的事务，已被“吏”接任了。（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
综观几位学者的研究，较为清晰地看出，随着封建解体，贵族尤其是底层贵族“大夫士”没落，只好自谋生路。由于他们原是贵族，在知识被贵族垄断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去读书，庶民子弟极少有机会上学，甚至完全不许入学，贵族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族。这些掌握知识的“大夫士”生活无着落时，便以贩卖知识为生，“讲讲故事，教书”，通过他们为生计而进行的知识贩卖，如办私学等，使垄断的、封闭的知识传播开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大爆炸”时代，为百家争鸣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一大批有知识的没落的“大夫士”，以及在知识普及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屌丝，比如苏秦、李斯等，在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除了“讲讲故事，教书，办事，打杂，作傧相办红白大事，作秘书跑腿过日子”，就是刻苦专研一门治国平天下的“为治”之道，然后向力图争霸与自保的诸侯推荐自己的学问，以获得国君的垂青，受到重用，博个一官半爵，功成名就。
知识贩卖对象的不同，获得的收益截然不同，教书卖给学生只能搞几束干牛肉，卖给国君可为相为侯。李斯的“老鼠哲学”在当时颇有市场：“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他说厕所里的老鼠，吃肮脏东西，常受人狗侵扰，担惊受怕；粮仓里的老鼠吃堆积如山的谷粟，住宽敞的房舍，无人打扰，一个人有没有出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
春秋战国时代落魄的大夫或士，到处奔走游说，毛遂自荐，想给自己找个好东家、好环境，做一只粮仓里的老鼠。李斯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少年时家境贫寒，聪慧过人，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郑国间谍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至廷尉。在秦王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
从一个贫家小子做到帝国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在以血统定身份、职位、财富的贵族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在战乱和流官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为什么李斯之流能如此飞黄腾达？因为当时的国君需要士：
一是国家管理是一门技术活，需要大量懂得规范知识的人来规范人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譬如袁枚说，“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
二是争霸之中，国君需要各种人才，无论文士或武士都受欢迎。如像商鞅这样能提出治国之策，且有手腕将其推行下去的文士（知识分子）；如毛遂这样有鸡鸣狗盗之技能，能在关键时候起到作用的武士。文士与武士相得益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即便士无一技（几不可能），也是一种人力资源，在冷兵器时代，国家打仗，“人多力量大”，诸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以尽天下之人为已用。
四是知识是一种权力，倘是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等于将知识权力放任自流于政权之外，成为一种无法掌控，甚至对立的力量，势必削弱政治权力。客观上要求政治权力收买、收编知识分子。
五是当不言自明的、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传统贵族政治崩溃后，以郡县制、官僚制为标志的君主专制萌芽，要取得社会广泛的认同感即合法性塑造，需要统治阶级通过某种合乎专制需要的教育体系，“向全社会灌输符合统治秩序需要的知识。人之所以为人，乃是由知识和经验决定的，也就是说，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教育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权力。与其通过暴力镇压‘乱民’，不如通过教育生产‘顺民’”。（李北方/《知识就是权力》/载《南风窗》2013年5月）这是维护政治的重要方式，这教育大任只能由智识阶层来完成。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急难索士”的求士和养士要求，并为当时的人注意到。《孔丛子·居卫》记载有孔子之孙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养士之风不得大倡。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换言之，在春秋初期仍慕古风，讲“天下为公”，私自养士，是“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文公六年》），为舆论所不容。
到了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争霸说到底是通过制度整合调动资源能力的较量，当然包括了人才的较量。诸侯权贵都争相礼贤下士，网罗人才，什么样的人才都为国君所器重收纳，“从德行到文学，从勇武到辩才、从强国安邦之大道到鸡鸣狗盗之小技，都可能有施展的机会”。（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到后来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养士规模达至空前。
秦国征服六国，是新制度整合能力的充分体现，也是网罗人才得力的原因。当时，秦国多外国来的客卿、士大夫占据要职，秦国宗室眼红了，建议将这些“外国籍”高官驱逐出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王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听从了李斯的建议，使秦国成为人才洼地，对秦国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才，秦国政治的“总设计师”，都不是秦国人。譬如商鞅、张仪、李斯等等都是“外国人”，商鞅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李斯则是楚国人。因为得到秦王的信任，给他们宽广的平台施展才华，才让秦国在争霸中笑到最后。“惟楚有材”，楚国一向盛产人才，可楚国并不珍视，人才外流严重，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史记》）还是被秦所灭，不能不说与人才得失有关。
当然，国君之需要智识阶层，是指为我所用的智识阶层，对于不为我所用的智识阶层，非但不要，还要予以驱逐打击。譬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只需要有利于农战的知识分子，视那些不利于农战的知识分子为虱子，分别为：“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商君书·勒令》）掌握这些诗书孝悌诚信廉洁等知识的人只会空谈误国，不会实干兴邦，要像对待虱子清除掉。
在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智识阶层的生存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扬雄《解嘲》)，士游走于列国，可在不同国家之间频繁跳槽换老板，故苏秦“佩六国相印”，士与国君之间的交易非常开放，具有竞争性，颇具“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市场色彩，彼此自愿公平交易，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怀惴一身“为治”的本领，确实为国君所用，就不愁得不到器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总有一家喜欢自己，卖个好价钱。因为有选择的余地，那个时代的智识阶层活得有脸面有尊严，就算没有任何一个国君喜欢，还可以躲到两国之间的“插花地带”做个隐士什么的，即便做隐士也会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再不行，还可以去做生意，“讲讲故事，教书，办事，打杂，作傧相办红白大事，作秘书跑腿过日子”。
当智识阶层帮助国君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将国君捧上睥睨天下的帝国宝座时，反过来专制皇权把他们关进了笼子里，失去了人身自由，没有了人格尊严可言。这时智识阶层才发现，他们是与虎谋皮，天下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除此之外，别无他店，要想飞黄腾达，除了做官，别无他途，“抑商”政策的压制下，民间资本遭到严重打压，智识阶层不做官，还真的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耕地种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想去隐居，未必放得下，也未必让你隐。
要想做官，只能为一家一姓服务，还要通过严格的征辟、察举、科举来选拔，连跳槽换老板的余地都没有，虽然彼此还有是买卖关系，却不是平等的关系。“君主专制体制对民众实行人身依附统治，控制人身自由，君主是否用官爵买臣下的智力，臣下付出智力后是否能得到官爵，‘买卖关系’最终能否成立，决定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付出智力后被杀掉、所谓‘兔死狗烹’的例子并不少见，文种、白起、蒙恬、韩信、英布、彭越、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吴三桂、年羹尧……，翻翻二十四史，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朔音/《易中天所“品”历史有多少学术性》/载2006年9月13日《人民网》）。
商鞅“作法自毙”，是这一事实的巨大隐喻。《史记·商君列传》讲到：“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为能变法成功，也为自己功成名就，太子犯法，不惜以惩罚太子的老师来强硬推行改革，秦孝公死后，太子上位，为秦惠公，自然不会放过商鞅，商鞅被诬陷谋反，四处逃命，想要投宿住店，老板告诉他：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有没有身份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哪里敢报上姓名，听了不禁仰天长叹，真是自作自受。
李斯也是如此，他曾对自己的老师荀子感叹：“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说人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陷于穷困，自我标榜不爱名利，清静无为，那不是读书人的作为。”他要用知识换来名利，成为他梦想中粮仓里的老鼠，成就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称霸梦想，却又成为专制权力的牺牲品，最后竟怀念起和儿子去东门牵黄狗逐狡兔的平凡日子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
此后的历史，知识分子可谓一蟹不如一蟹，春秋战国还有不同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卖的知识也大不相同，想要作的法也不同，到后来，基本上就只会作一种法——巩固专制之法。从大夫士到士大夫，再到“臭老九”，他们作法越勤快，自毙的越频繁，屡遭“坑儒”，“文字狱”，被“反右”，被“打倒”，被“踏上一脚”。历史教训已经警示，知识分子想要跳出这个历史怪圈，且不说要在政治改革上有多大的民主化推进作用，首先是别“作法”，然后等着“自毙”，这是个最底线的要求。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权力是可以走向一条与“作法自毙”相反的道路的，即不是高度依附于政治权力，而是作为政治权力对立者或至少是独立者身份出现。就像欧洲那样，在政教分离，也同时是知识与教会分离的过程中，知识和商业结成联盟，共同抵抗教会和封建领主，使得智识阶层和知识权力相对独立，不至于在政治权力这一棵树上吊死。
然而在中国，与智识阶层可以结为同盟的商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被打压。虽然那时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大商人，如春秋时的子贡、范蠡，战国时的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等，都非常有实力。《史记》说子贡在孔子“七十子之徒”中，“最为饶益”“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正是因为商人富甲一方，有与国君有分庭抗礼之力，为国君所忌惮并加以防范打压。一是分割四民，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处商就市井”，使他们不见异思迁。二是贱商，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国语·晋语八》载，春秋晚期，晋国都城“绛”的富商虽然富有，“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衣服上绣花纹）”，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的车帷、木做的车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转引自史仲文等著《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商鞅在秦国变法，对商人的打压更是非常严苛已有论述，在此不重复。
总之，国家通过加重赋税，控制人身，贬低地位，立罪赎罪，迁徒豪富，强行没收等等手段将商人阶层打压下去，削弱民间资本权力，商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很不平等。以我非常有限的目力，只看到春秋初期郑国宰相子产，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典《质誓》，明确提出：“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能“强贾”，也不能乞求夺取；商人有在市场销售宝物，国君也不要求知道。这种尊重和保护商人利益的做法实属难得，但这在两三千年的滚滚历史洪流中，仿佛一朵一闪而灭的小浪花。最终，中国智识阶层不像欧洲那样，有一个强势的商人集团可以结盟，中国智识阶层从封建解体的初始起，就基本上失去与商人结盟进而抗衡国君的可能，这叫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所以，郑永年先生说：“知识和政治权力的结合造就了中国历史，而知识和商业的结合则造就了西方的历史。在中国，知识领域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治性。知识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内在组成部门，而且是高度依附于政治权力的。”（郑永年/《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载2012年6月26日《共识网》）一语道出了中国智识阶层一直以来匍匐在政权力面前的真谛。
智识阶层失去其独立性，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力，通过不平等的买卖关系，使得最后一个可以制约政治权力的力量也被政治权力收买和收编，政治权力完成了对资本权力、社会权力和知识权力的全面控制，政治权力可以无障碍地进入三种权力体系中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三种权力无条件地臣服，听其摆布，形成一权独大，一权主导价值资源分配的格局。人们出于经济理性考虑，追逐政治权力，追逐政治权力的“符号”——官职，出现官本位思想，实在是再好理解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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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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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评论

风毂，应为彀。毂是车毂，彀是入吾彀中。
评论5分钟前
烟涛厉害，廖老师真是把书看通透的人
评论5分钟前
微创业你也行先机永远属于敢吃螃蟹的第一批人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想把握。 却往往因各种借口错失良机。 如果你不想一辈子只是帮他人创造财富， 这次的机遇不容错过！
评论今天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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