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为何在1949年后曲解鲁迅

茅盾为何在1949年后曲解鲁迅
最新文章湘潭大学学报商昌宝2014-06-01 08:49我要分享 185
[摘要]茅盾误读和曲解鲁迅，就是断章取义，随意比附，妄下结论。

众所周知，神化鲁迅成为1949后主流政治强化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工程。其参与者之众，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堪称史无前例。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需要很好地清理现场、进行反思之时，却发现许多问题本身以及历史细节还有待还原、考证。这其中，作为共和国文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茅盾，其对鲁迅的误读与曲解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忽视。考察茅盾阐释鲁迅的言论，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思想方面

鲁迅1949年后被神化，始作俑者自然归功于共和国最高统帅毛泽东。早在1937年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他就定调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二卷，P43)1941年，他又在其名篇《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三家”、“九最”、“一方向”的盛誉[2]（二卷，P698）高调推崇鲁迅。1949年后，随着毛泽东个人威望的最高化，其相关言论也就变成了最高指示。

在此思想背景下，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和“亲密战友”，尤其是此时已经置身体制内的文化高官，茅盾自然要肩负起阐释和继承鲁迅的重任。1949年10月19日，也即鲁迅逝世13周年之际，茅盾发表了《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一文。这是茅盾1949年后纪念和阐释鲁迅的第一篇文章，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他之纪念鲁迅与主流政治推行的思想改造是紧密相关的。文中，茅盾援引了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观点，特别强调说：“在今天，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我改造之时，鲁迅所经历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学习。”那种“只认鲁迅思想有发展而不认它的发展曾经通过了怎样苦痛的自我批判的过程，因而也就不能认识到鲁迅前期思想在他本人思想的发展上是一种包袱，我们所应学习的，正是鲁迅自己怎样放下这包袱，而不应当拾取鲁迅所放下的这个包袱而洋洋自满，以为学到了鲁迅的精神了”。文末，茅盾还动情地写道：“我们是在新时代，政治上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领导，都是鼓励我们自我改造的，这与鲁迅当年不同，我们比鲁迅幸运得多。要不虚负这幸运才好。”[3]在同一天，茅盾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认真研究、认真学习》一文。文中认为，“如果从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来说，那么，最应该做的纪念方法还是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把鲁迅普及到工农大众。”他还再次强调说：“认真的研究态度不能不以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出发点。”[4]显见的，这样两篇纪念文章，意在突出鲁迅思想的前后转变，并借助鲁迅在广大青年知识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号召和动员那些思想还未改造好的人，要像鲁迅一样及早放弃“五四”启蒙思想，归入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这两篇文章也为茅盾此后纪念和阐释鲁迅奠定了基调，或者也可说是开启了误读和曲解鲁迅的先河。

在这样一种功利心驱动下，纪念和阐释鲁迅便成了茅盾的分内工作。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茅盾在纪念会的开幕词中讲道：鲁迅由于亲身的长期体验，比同时代人更能认识到“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必要，而且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的。他嘲笑了当时的一些仅仅读了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就自以为自己的思想意识已经是百分之百无产阶级化了的知识分子。他提出警告道：这样，‘突变’了的‘英雄’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教导我们：必须在斗争中锻炼自己，逐渐完成真正的思想改造。”[5]除了将鲁迅打扮成思想改造的先锋外，茅盾还有意将鲁迅置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中。《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中，茅盾不无深情地断言说：“鲁迅生前，对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是抱着坚定的信念的。……我们要做鲁迅的好学生，就得更好地学习，学习他的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6]在纪念大会正式会议上，茅盾作了《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长篇报告，集中地有针对性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鲁迅。他将鲁迅去广州的遭际解读成“看清了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挫折不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将鲁迅写《野草》时期的思想变化说成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难关头”，“坚决地走向共产主义”。之后还直接宣称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曾“对当时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对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7]对此，鲁迅研究专家、史料专家张梦阳曾公开说，相比于1927年的《鲁迅论》（“是茅盾评鲁迅最好的一篇”），这篇文章是一个“大倒退”。[8]

然而，茅盾并不以为意，仍然固执自己的思想认识，在1961年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重申说：鲁迅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有共同之处，“他坚决不移地认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地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9]茅盾这样说的根据和逻辑无从考证，但鲁迅生前确实说过：“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就断定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我也不愿去了。……但我倒先要问，真的只有看将来的黄金世界的么？这么早，这么容易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可仍旧有些不确实，在我看来，就不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大可靠！”[10]可见，茅盾与鲁迅之间不能达成共识。

“文革”之后，已经靠边站十余年的茅盾再次拿起笔。在谈到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精神时，茅盾笔走龙蛇道：“鲁迅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一贯的，坚定的。而在他弄通并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过程中，他又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亦即中国革命的未来。虽然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可是他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已能辨明其方向，而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信任与热爱。”他还补充说：“首先要学习并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后我们的学习鲁迅才不是皮毛。”[11]先不说茅盾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一会儿说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会儿说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单是他对鲁迅能够预判党内斗争以及自觉选择站在未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这一边，这种先见之明或占卜未来的能力就足以让人怀疑。当然，旁观者都明白，在茅盾的叙述逻辑和潜台词中，他这样阐释和解读鲁迅，未尝不是顺应1949年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大潮流。但在这种强烈的政治用意之下，被阐释者的鲁迅，只能充当一个任人支使的工具而失却本真了。

二、作品与人物形象方面

茅盾不仅在思想上误读和曲解鲁迅，而且对作品以及人物形象解读方面同样进行了解构。例如《药》。茅盾这样解读道：“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7]关于《药》，茅盾的这种解读在1949年后大陆中国中学和大学教科书中，在一部分鲁研界的专家和学者那里，都是作为公认的定论来传播的。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关于夏瑜的角色定位，茅盾将其说成是排满造反的革命先驱者，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反而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等却误将夏瑜看成是启发民众思想和精神觉悟的启蒙者。[12](P32)因为，关于夏瑜的革命行为，即如清末的包括同盟会、光复会、共进会等革命派的暗杀、暴动行动，鲁迅是不赞同的。鲁迅认为“竞言武力”的暴力革命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就是与夏瑜的人物原型秋瑾之间，也曾发生过当面争论。这一点日本学者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中记载了他们之间产生的激烈冲突。[13](P207)周作人也回忆说，鲁迅讲到当时的情景时秋瑾拔出了小刀，“以示威吓”。[14](1卷，P129)在鲁迅看来，如果中国人不经过思想启蒙，即便是革命派取得胜利夺取政权，而中国人做奴隶的命运还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从1907年前后便在《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中倡导“立人”思想，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更进一步确立了思想启蒙的终极目标。茅盾所犯的错误，是将鼓动群众造反革命的行径——这一阶级话语与鲁迅“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一思想启蒙话语相混淆，完全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

关于《阿Q正传》以及阿Q这个人物形象的解读上，茅盾是费尽心思的。首先关于阿Q的人物身份，茅盾这样为其定位：“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7]后来，他在给一个研究者的回信中坚持说：“如果把阿Q叫做落后农民的典型，还不如叫做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的典型。”茅盾还不同意研究者将精神胜利法作为阿Q的典型特征，并纠正说，“阿Q身上还有相反的东西，即要求革命的愿望，即在浑噩的外衣之下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的勤劳、质朴等等。如果只有精神胜利法这一特征，那么，阿Q就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典型了。”[15]显然，在茅盾的话语逻辑里，阿Q作为“劳动人民”，自然就是革命的主力——无产阶级，而他的要求革命，自然也就是翻身求解放的表现，当然要给予认同和赞扬。

究竟该如何看待阿Q呢？首先，关于阿Q的农民身份以及劳动人民的界定，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通常所说的农民，一般是指拥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的自耕农，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说阿Q是游民、流民或流氓无产者更符合其身份特征。孙伏园1948年曾撰文指出：“阿Q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分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未蜕化的，地下的土大夫，而阿Q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16](P163)正因为是流民，阿Q式的革命结果便是强娶良家妇女，夺取原属于赵太爷、钱太爷、秀才们的“威福、子女、玉帛”、“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要继续奴役与自己一样生活在底层的小D、王胡们，诛杀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即如阿Q自己所说：“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对此，鲁迅概括和警示道：“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17](2卷，P49)对于这样的革命诉求，如果阿Q参与其中，便是一种报复式、独占式的结果，其社会危害性我们是见识过的。鲁迅自然不希望这样的暴民与暴力，因为他早在《流氓的变迁》中指斥过那个“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的李逵。[17](5卷，P145)关于国民性痼疾的“阿Q相”问题。茅盾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却将这些缺点说成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同时，他再次将阿Q置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背景，并解释说：“阿Q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来到中国。”[16]这样阐释的言外之意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阿Q那样的游民便可能变成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了。

茅盾对于鲁迅也不尽是赞同和夸赞，还有批评。如关于《阿Q正传》，茅盾便认为其“画面是相当阴暗的”，对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批评“不无偏颇之处”，“忽视了中国人民品性上的优点”。对鲁迅所说的“暂时坐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一句批评说：“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同时，他还为鲁迅的这种所谓狭隘认识寻找理由，说这与他“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7]如果熟读领袖经典即可知，茅盾的这番言论可以找到出处的。早在1930年代，也就是毛泽东落魄之时，在与冯雪峰的促膝而谈中，他说过：“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18]1939年11月7日在给周扬的信中也提到：“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19](P259)

另外，在谈及鲁迅及《药》和《阿Q正传》等作品时，茅盾多次谈及辛亥革命失败以及辛亥革命运动脱离民众等问题，[7]这里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因为这不仅是茅盾一个人的认识问题。其实，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说，是有缘由的。即，作为孙中山衣钵继承者，蒋介石1928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开始“党国”统一的意识形态，于是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其早期组建的同盟会便被描述成至关重要的革命组织，甚至连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的功勋也算在孙中山及其同盟会身上，至于“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以及北伐战争，都被披上合法、正义的外衣。而包括依法定程序选举出来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以及继任者们便被刻画成腐败、卖国的北洋军阀，而那一时期的民国也被说成是北洋军阀控制下的黑暗社会，尤其是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和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这一问题，也就变成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说法，辛亥革命失败论从此就根深蒂固了。但是，只要粗略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得出结论，通常所说的辛亥革命失败，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无论从革命目标、目的和最后的结果来看，它都是一场流血最少、代价最小的成功的革命运动：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创建了以三权分立为基本政治框架的、以民主和自由为标志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改以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打天下和改朝换代。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难道还有比这更成功的革命么？徐中约说：“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和国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20](P379)尽管成立之初，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完美。但是纵观世界各国在走向民主宪政过程，又有哪个国家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呢？英国和法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或者再明白点说，所谓辛亥革命的失败说，其一，不过就是指孙中山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而为袁世凯所取代，并形成后来的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其二，意在表明，即使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会因为它的局限性而不能救中国。必须明确的是，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非是强抢来的，也不是阴谋诡计骗来的，更不是孙中山禅让的结果，而是为南北议和中的书面契约和政治承诺所决定。至于所谓的袁世凯“窃国”，也只能说他“窃”了大清帝国的统治权，这一点大清帝国的皇族和遗老遗少们，如宗社党人当年就是这样咒骂的。但对于民国以后的人，也说“窃取”是很有些莫名其妙的。[21]因为说到底，辛亥革命最终在和平的谈判中完成，与袁世凯的努力斡旋和政治智慧是不可分割开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袁世凯的谋略和手段，辛亥革命成功与否，那可真是个问题了。学者李新宇说得很全面、客观：“终结帝制，创建共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之功；不能忘记武昌新军及其都督黎元洪的首义之功；同时，也不能忘记愿意退位的隆裕太后和千方百计让清廷最终让位的袁世凯。”[22](P235)

三、断章取义

茅盾误读和曲解鲁迅的另一表现，就是断章取义，随意比附，妄下结论。

例如，茅盾将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解读成“换言之，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如果不能改造学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便不能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感觉”；[4]将鲁迅《二心集》中“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一句，解读成“鲁迅就以这样的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之下，坚决为人民服务，坚决与各种嘴脸的反动势力斗争”；将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中一句“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解读成“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的“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解读成“一九二七年以后当权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并认为《失掉的好地狱》“用的是象征的手法，但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北洋军阀的必然倒台，而同时预言了代替北洋军阀的蒋介石政权会比北洋军阀更坏”；将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解读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将《阿Q正传》中乘机“革命”、“咸与维新”和不准阿Q革命的赵秀才、假洋鬼子之类，解读成“五四”以后那班右翼的投机家；[7]将鲁迅的“遵命文学”，解读成“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9]将《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解读成“高谈革命”，“不肯到工农中去”，“思想实未改造”，所以“不使他们走上马列主义革命的道路”；将鲁迅选择孔乙己作为文学典型，解读成“鲁迅对于当时反动派的蔑视”；[23]将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中的“非物质”，解读成“鲁迅在此文中痛论的‘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激烈争夺势力范围已经爆发了多次的武装冲突。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当时论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思潮时，还看不到这些混乱、颓废思潮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提到指引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将鲁迅的“立人”思想，解读成“人民的觉悟”，还说：“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解读成“在当时，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气的作用”；将包括《域外小说集》等几部作品，解读成与苏联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联系，还说鲁迅是“‘五四’运动的左派”，说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茅盾还非常确定地说：“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战斗纲领是一致的，……一九二六年以后……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不仅如此，茅盾还说鲁迅“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将决定共产党的未来”，并“自觉地坚决拥护正确的一边，这表现为他对领导正确路线的毛主席的信任与热爱。”[24]直到1977年还将鲁迅“主张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他反对文学评论中的‘一言堂’，反对宗派主义”，解读成“这就暗合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24]他还妄自将鲁迅创办《译文》的“用意”解读成：“（一）通过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的方法，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在文艺战线上的包围和封锁；（二）通过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作品的方法，来推动当时作家们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并在青年中间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25]

茅盾如此用心良苦，不过是要贯彻最高领袖的思想意识，只是这期间出现的各种常识性错误和笑话令人惊诧。

四、误读与曲解中的矫正

关于茅盾的误读和曲解，不必再征引文献了，问题之多、程度之深，恐怕已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不过，有意思的是，茅盾虽然一边在误读和曲解着鲁迅，却也一边不停地指出别人纪念和阐释鲁迅的诸多问题。如1955年12月他在讲话中指出，鲁迅纪念前后，各刊物都发表了大批纪念和回忆的文章，然而“结果却给人以‘为纪念而纪念’的印象。研究文章中，能独抒己见的，寥寥无几；回忆文章中，写琐事者居多。……给人一个印象是：鲁迅者，万能博士也，好好先生也，有求必应的菩萨也。”[26](24卷，P394)在《认真研究、认真学习》一文中，他在指出“摘取了鲁迅作品中的警句以装饰自己”，“不是真正的研究态度”。[4]在《如何更好地向鲁迅学习？》中，他指出：“有些研究论文……喜欢在鲁迅作品里找‘微言大义’。这恐怕对于青年读者也有影响——‘钻牛角尖’。这种不正确的做法，表现在：忽略了整篇的主要意义而专门注意个别字句背后隐藏着的‘象征’。这样做的最好结果，也将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最坏的结果便是把鲁迅作品当做‘推背图’了。”[27]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文中，茅盾指出鲁迅研究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他举例说：“不从鲁迅著作本身去具体分析，不注意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资料，而主观地这样设想：某年某月发生某事，对于鲁迅思想不能没有某些影响罢？然后在鲁迅著作中去找证据。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于某一问题抱着怎样的见解，因而，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也不可能抱着另外的见解；于是也在鲁迅著作中找证据。”[7]此外，他还多次对一些研究者努力挖掘《药》中乌鸦的象征意义、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是为纪念杨开慧所写提出批评，反对这种不良研究倾向。“文革”之后，他还在揭批四人帮“反党行为”时批评说：“他们打着拥护鲁迅的旗号，实际上干着歪曲鲁迅、攻击鲁迅的阴险勾当。”[22]1979年，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时，他更是警醒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最后他还告诫《鲁迅研究年刊》“不要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28]应该说茅盾的这些观点和意见都很理性、客观，也比较切中问题的要害，但纵观他个人的种种表现，又何尝不是自相矛盾呢。

鲁迅生前曾说：“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17](3卷，P406-407)鲁迅生前还曾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或被冷落，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7](8卷,P119)不幸，鲁迅的预言与断语无不实践在自己的身上。这其中，茅盾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论鲁迅.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人民日报,1949-10-19.

[4] 光明日报,1949-10-19.

[5] 研究鲁迅，学习鲁迅——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报告会开幕词[N],人民日报,1956-09-22.

[6] 解放日报,1956-10-15.

[7] 文艺报.第二十期附册,1956-10.

[8] 鲁迅研究的历史演进兼谈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阿Q[R],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报告,主持人：赵利民,2012-10-10.

[9] 联系实际，学习鲁迅——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J],文艺报,1961(9).

[10] 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中册[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 向鲁迅学习[J],世界文学（复刊）(一)，1977-10.

[12]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5.22.

[13] [日]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M],闻立鼎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14] 知堂回想录(第1卷)[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15]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给一位论文作者的信[J],上海文学,1961(10).

[16] 孙伏园.<呐喊>索引[J].鲁迅研究月刊,2011(2).

[17] 李新宇、周海婴.鲁迅大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8] 庶人.在两个伟人之间[J],党史文汇,1992(8).

[19] 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0]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奋斗[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21] 李新宇.辛亥革命“失败”辨析[J],湘潭大学学报,2011(5).

[22] 帝国黄昏[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23] 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笔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4).

[24] 向鲁迅学习[J],世界文学（复刊）(一)，1977-10.

[25] <译文>发刊词[J],译文(创刊号),1953-07-01.

[26] 在全国省、市文化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茅盾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7] 文艺月报,1956(10).

[28] 人民日报,1979-10-17.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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