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选择几种具代表性的文学史书写来探讨特定时空的文学观念的演变，并试图揭示带普遍性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法则，在此意义上《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树立了一种文学史书写研究的学术方式。2016年陈广宏的《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下称《成立》）也取六种文学史著作，分别为林传甲、黄人、曾毅、胡适、郑振铎与刘大杰所作，均出版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陆，相较之下时空较为集中，另有旨趣。此书讨论民国时期大陆的文学史书写，所谓“成立”应当经历一个过程，隐含“文学史”是一种始自清末的外来制度移植之意，并用这六部文学史说明其输入、生长到成熟的过程。从全书结构看，开卷是长达六十五页的“序章”，交代全书的主旨、理论构架与方法。然后分三编，第一编专论明治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历史，第二、三编中各有三章分别讨论六本文学史。对于读者好似先要跋涉一番方能登堂入室，然而作者也做足功课，为读者进入文本分析提供必要的知识与理论。诚然，这对全书的历史性浓描细写更增了一份厚重感。
立体动态的概念史建构
“序章”开门见山，把“中国文学史”置于晚清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场景中，外来的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具体的文学形式给本土的文学传统带来巨大冲击，同时促使国人展开自身民族、国家新的文学风貌的想象建构。这样的场景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
这种不同文明及知识体系的交接是具体而复杂的，什么样的西方文学资源被输入、通过何种途径或媒介传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本土产生影响，取决于传播与接受的现实关系，即通过具体的事件、人物、文本等因素而发生。从传播者来说，既有不同身份、文化背景及其意图、立场的主体，又有不同的历史机缘；而接受者同样如此，其对所传入西方文学资源的认知，是建立在自身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某种现实的焦虑基础之上的，其中会有过滤、改造乃至排斥、误读，亦会随其所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键的关键，中国文学这种自此以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形式而展开的演变、转型，总体上是在种种对他者的观照而建立起自我的认识中呈现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亦主要是围绕着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尤其是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观照中所显示的主体性，展开其演进过程的探讨，考究并描述其如何在不同的应对中动态地实现结构性的变异。
之所以大段引述，不光因其交代了此书的目的与方法，如一把理解全书的钥匙，还在于其理论表述的清晰与完整。“具体而复杂”是指研究课题本身，也决定了话语表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当下如何对待“复杂”学术理论资源的一种隐喻。众所周知，近数十年来西方学界目击了各种人文理论的迅猛发展，对于身处全球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学人来说，面临如何吸纳、协商与融汇的挑战。上述引文中“传播学”是个提示，却提供了一幅理论地图，稍加勘察的话，如“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概念可追溯到雅各布森，由姚斯演绎的“接受理论”被广为运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研究可联系到各种“翻译理论”或萨义德的“理论旅行”，由此形成跨语际跨文化的研究潮流；关于文本的“误读”令人想到艾柯，当然有其广阔的诠释学背景则离不开伽达默尔、德里达等。那种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人物、文本等因素”的探究是一种“历史化”或“脉络化”方法，也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搭界；至于“结构性的变异”也与“结构主义”脱不了干系。关于“他者”与“主体”则涉及“后殖民理论”，由福柯的“权力关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发展而来，至霍米·巴巴、斯皮瓦克而发扬光大。
当然这些仅是我个人的主观体认，只想说明我们今天仍处于东西方文学文化的翻译进行时中，近数十年来人文理论的全球流通形塑了我们的学术语言，也是国际人文学界共享资源的表征。就从事文史专业而言，接触、理解和运用理论，以及处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种日常经验，对于理论，有的通过原典而知其来龙去脉，有的通过二手演绎，有的甚至因为时尚流行而了解。事实上各种理论如传播学、诠释学、翻译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各有基本术语与范畴，且互相渗透和融汇而呈现某种积淀形态。但无论了解的途径不同，一旦诉诸实际运用则高下立见。与花拳绣腿、削足适履之类的炫酷或半吊子不同，陈广宏在对自己研究课题与材料了然于心的基础上，对理论话语做了一番审慎的选择而贯通整合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宏观框架，其话语表述清晰准确，看似易懂的语汇，不露理论痕迹，其实也是经过一番吐纳调适的功夫，凸显了自身的主体性。
《成立》中始终贯穿历史化方法，而处处讲求实证，通过“自身历史文化积淀”而发挥传统考证学专长。如“文学”“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史”的词语何时植入中国？国人又何时开始使用？在作者看来这是在考察“文学史叙述模式究竟从何而来”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们各有渊源又互有关联，“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在清末出现时已体现了思想上从“天下”到“国家”的变迁，然而什么是“文学”的现代性意涵？从何而来？书中追踪“文学”在西方、日本和中国的跨语际之旅，从大量书籍、报刊、词典中搜证、比照与辨析，发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文学史中“文学”获得一种具民族与国家意识的现代意义。日本江户时期“文学”未摆脱“学问”的范畴，在对西方文学与文化做了大量译介之后，明治二十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早就有“文学”一词，基本上指词章之学。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词典中将“Literature”译为“文学”，以及在1870年代艾约瑟在《六合丛谈》中介绍希腊“文学”，都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有程度不同的暧昧交接，但“中国文学”之称要到二十世纪初《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才出现，而1907年陶曾佑在《著作林》上发表的《中国文学之概观》可视作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论。“文学”的现代意义在中国的确立则是受了日本影响的结果。
这么举几条结论性陈述不无简约之嫌，这些结论经得起检验，但《成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其不惮其详的追溯与思辨方式。作者声称：
一般的比较研究仅从“文学”观念的辨析入手；而事实上，从国别文学史的观念入手，或可更为直截了当地切入议题。更为重要的是，运用这一概念，可更具体而微地与欧洲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与思想的实践性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帮助我们了解其相对完整的语义形成及变迁的过程，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源学、译介学的研究。（第5页）
所谓“词源学、译介学”即近些年成为显学“观念史”“关键词”和跨语际、跨文化翻译研究。陈广宏在“国别文学史”的语境里对“文学”一词的描述并不满足概念在传播中含意的流变，更关注其在政治、社会的“实践活动”，包括思想潮流、知识体系、传播渠道、教育体制与文学体式等层面，如他强调：“只有当整个系统皆植入新的语境中，相关观念才可能真正获得理解、转换。” （37页）与“文学”一样，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也如此，所谓“具有体系性的专史体制，不仅仅关乎文章之学渊源正变的重新建构，更关乎叙述者于此知识体系目标、路径的自觉体认，在当时尤其受到一种进化论史观的影响” （ 41页）。须注意的是，作者用“还原”和“对接”这两个操作性关键词把各个板块有机地贯通起来。如对欧洲国别文学史的“文学”概念的探究，从文艺复兴以来浪漫主义到实证主义、语言传播方式到大学教育的文学史学科的形成，原原本本地交代近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所谓“对接”基本上指日本和中国的接受方面，如对中国也是从古至今在学术史背景中分析“文”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从文体史角度阐述文学观念与繁复的文类与体式的历史演变，遂得出“晚清以来有关‘中国文学’的建构，其最初框架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古典语文学之语法、修辞学的影响，而我国传统的文章学似亦更适应于与之对接”的结论 （49页）。
鉴于日本在中西之间担任了中介角色，此书整个第一章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论述可看作“还原”与“对接”方法的一种示范。以1882年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为发端从文学观念与史学观念两方面考察了日本学者从西方古典文化到欧洲各民族国家的俗语文学的研究过程，又从中国古典经典到小说、戏曲的近代转换。1898年东京帝国大学从制度上明确了文学与哲学、史学相区别的独立专科，与此同时，代表新汉学派“赤门文士”的藤田丰八等人在1897年至1904年间出版的多卷本的《支那文学大纲》中对金元以来作者的介绍几乎占三分之一，包括关于汤显祖、李笠翁的专论。二十世纪初京都大学的狩野直喜发表了《支那戏曲小说史》等一系列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史观念在日本的真正确立。
狩野直喜：《中国小说戏曲史》
对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描述皆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其“具体而微”的程度，甚至涉及为日人自己遗忘的学者或著作，因此“还原”颇具原创性。陈广宏如此重视并细察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文学史观念的建构历史，不仅因其“返还性介入”而直接影响了中国，作为吸取与转换西方的东亚经验也必然成为中国经验的参照。然而他精辟指出：“亦须充分注意到在不同文明的知识系统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些不可通约的素质，我们在译解或比较时，尽量不要让‘能指’上的对等掩蔽其‘所指’上的本质差异。” （15页）的确，在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乃至个体之间作参综比照时始终贯彻了这一看法，从而体现各自的主体性与差异性。此外我们还须注意，从末松谦澄到“赤门文士”到狩野直喜的历史叙述中，作者试图呈现“动态地实现结构性的变异”，事实上正如书中所展开的，对于从林传甲到刘大杰的六本文学史的论述体现了结构性的“动态”与深描细写的特征。
“纯文学”的发现
在西方、日本与中国的翻译交通线上对清末至1950年代的六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一一作了考察，虽然大致上清末至民初的文学史以接受日本影响为主，新文学运动之后则受英美影响，但是影响与接受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如在黄人与刘大杰那里是表现得较为错综混杂的。全书勾画出中国主体通过不断的吸纳、协商与选择的过程而臻至自身文学史的“成立”过程：从林传甲到曾毅如何引进现代文学观念而以文学史书写实践使之融入教育体制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胡适与郑振铎如何在“整理国故”的构架中使文学史体现了“纯文学”观念，最后刘大杰对东西方资源兼容并蓄，尤其结合马克思主义而组织成自己的体系，其《中国文学发展史》被视作“标准教科书”，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真正实现了本土化。
首先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早先夏晓虹与陈国球对这部所谓“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先后作了精慎的研究。林传甲的文学史实际上属于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文学讲义”，在“重文轻诗”、轻视小说戏曲等方面因袭了“致用”的传统观念，因此陈国球认为是一部“错体”的文学史。陈广宏同意这一观点，而出自其“还原”与“对接”的历史化方法，他提出：“虽说也要对它与今天的文学史观念与形式是否接近作出评价，但更主要的，还是应该将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观察它相对于其时的知识结构与体系有怎样的变异与进展。” （176页）京师大学堂的“文学专科”的设置与林氏的“文学讲义”都以日本体制为范式，因此陈广宏在中日比较的语境中对官方意识形态、文学“词章学”谱系与“文学研究法”科目的学术源流这三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继而对林氏讲义也作了仔细梳理，指出其“实用的文学观，与张之洞那种体现官方意识形态要求、以经学为统摄的观念已有所不同” （169页），“毕竟已经尝试在当时的学科体制下，运用所接受的西方广义的人文学与狭义的语文学之文法、修辞等知识为分析工具，将传统文章流别与外来新的文学史形态作了初步的对接” （176页）。像这样基于不仅须知其然且须知其所以然的关切展示了丰富的历史地层，揭示了造成林氏文学史局限的外在条件与其与时代新潮互动的主观立场与方法，无疑能增进我们对此“第一部文学史”的了解。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
事实上清廷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设置颇为重视，从1898年至1903年中央或地方派遣或自费赴日考察教育的先后达十三次，人员多达六十五人。这方面学者做过比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明治学制自身不断变化、调适的过程，以及其间著名文化教育人士在与‘壬寅·癸卯学制’参订者实际交流中所给予的建议、指导，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因此取材于吴汝伦、罗振玉等人的日记、游记等描述了中日学者就学制问题广泛交流的情景，陈广宏表示这么做“或许比起静态的学科知识较析，更能有效地展现中日官学体制之间的移植如何实现” （146页）。由此也可见作者着重“动态”史叙的问题意识。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对林传甲文学史的探讨无非是“还原”与“对接”方法的一次重复，但是这种方法几乎贯穿全书，则显示出作者建构结构性的、动态的历史的雄心，且艰苦实践而使之卓著有效的体现，这正是《中国文学史之成立》对于迄今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最大贡献。
接下来把黄人视为“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传播”者并对他的《中国文学史》作专章阐述是相当关键的。黄人，字摩西，苏州人，是一位“奇才”，诗词皆精，1907年担任《小说林》杂志主编。他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与《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出版于清末，其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书写方面的成就日益引起学者重视 （Milena Dolezelová-Velingerová and M. Henry Day, “Huang Moxi黄摩西(1866-1913): His Discovery of British Aesthetics and His Concept of Chinese Fiction as Aesthetic System,” in A Passion in China: Essays in Honour of Paolo Santagelo for His 60th Birthday, eds. Chiu Ling-yeong with Donatella Guida (Leiden: Brill, 2006), p. 93）。正当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等在新的国族想象中为“文学”重新定义，文学革命风起云涌，黄人属于这体制外文学新潮的代表之一。他声称：“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期，1907年6月再版，第2-3页）又说：“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文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 （转引自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6页）米列娜与亨利·戴（Henry Day）在《黄摩西：英国美学的发现及其作为美学系统的小说观念》一文中指出，黄人深受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沃尔特·佩特、马修·阿诺德、德·昆西、托马斯·麦考利、托马斯·卡莱尔等作家的影响，其“纯文学”观念与同时代的王国维、鲁迅、周作人、徐念慈等人一起，摆脱了“文以载道”传统的束缚，强调文学的自身特性，对后来产生深刻影响。
黄人：《中国文学史》
米列娜提到黄人是经由日人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而学习西方文学理论的，但一笔带过。陈广宏则对日本方面作深度开掘，由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上溯到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揭示了明治以来日本对英国诗学的接受过程，更加强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化，由是指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在接受这种转型中的新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建立起崭新的体系的。” （194页）通过把黄人与维多利亚诸作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异同比勘，并在当时清末语境中与刘师培、周氏兄弟的文论相印证，确认黄人“并未脱却古代文章学的认知范畴以及明清以来的辨体意识”，但他的“纯文学”观念“可以说从文学论一侧为这个时代接受西方新的文学观念奠定了某种基调” （198页）。
对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建构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绕不过去的。陈国球从“五四”“文学革命”角度论述了胡适是如何藉“进化论”开展“白话文运动”而使小说、戏曲成为“文学正宗”的，虽然这一为胡适所建立且标志其“重要的功绩”的新传统“只是过分简化的、单薄平面的价值观”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99页）。陈广宏充分肯定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实在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其影响亦是深远的”。然而另辟蹊径，从胡适所“开拓”的“整理国故运动”出发，认为它使文学史体系的建构朝“纯文学”与“俗文学”两个方向演进，意味着对胡适的“矫正与超越” （237页）。这确属高招，而“纯文学”更属卓见，我想这么提出，如作者在具体论述时所举大量例子可见，是在二三十年代大量文学史书写这一事实基础上作了深思而提炼的结果。的确，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为“进化论”“革命”所笼罩的“五四”精神颇具象征意义，与新文学创作领域也密切关联，但作为文学史则引起争议，如果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是受其影响的产物，也属凤毛麟角。其实从一开始文学史书写便依附于教育体制，大学的学科分类规定了文学的知识传授范围，随着东西方文学观念的不断输入，民初以来对于文学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为其基本特质这一点几成常识。有的文学史以“纯文学”为标榜，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与金受申的《中国纯文学史》 （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87-88页；另参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261页），从专论诗词、戏曲、小说而排除文章这一点来看，更突出“文学”的非实用性。
胡适：《白话文学史》
关于“整理国故”与“纯文学”《成立》中有详细的论证，本文举两个例子说明二三十年代“纯文学”是一个流行概念。一是孙俍工编的《新文艺评论》，1923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收入沈雁冰（即茅盾）等人的文学评论三十六篇。时值新文学运动开展不久，孙俍工在南京大学附属中学任教，编辑此书宣传新文学观念，也有意为中学教学推广“纯文学”观念。如孙氏在书中《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一文中说：“我们须知文艺底使命，就是用美的形式把人类底感情思想描写出来；换言之，就是人生的表现。”又说：“所谓美文，就是纯文学，就是我这里所谓文艺。” （孙俍工：《新文艺评论》，民智书局，1923年，第2-7页）所谓“道尔顿制”(Dalton Plan)，是美国海伦·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在二十世纪初创立的一种通过课堂实践而启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法，在世界上得到广泛采用，二十年代初上海中国公学首先引进“道尔顿制”，孙俍工热情推介，试图将新文学观念具体运用到中学教学之中。帕克赫斯特的《道尔顿教育计划》一书被译成中文，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道尔顿教育计划》
他根据传统文体列表，把“美文”与“实用文”，“纯文学”与“杂文学”区别开来，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当时在外来“进化”的文学观念影响下对“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作一种祛魅工作。另一例是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时说：“近来大家都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无论在学校里所研究的，或是个人所阅读的，或是在文学史上所注意到的，大半都是偏于极狭义的文学方面，即所谓纯文学。” （周作人著，邓恭三记录：《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4年，12-23页）尽管对这种偏颇有所不满，而在周氏眼中“纯文学”几乎弥漫于教学、文学史与个人阅读中。再看他自己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 （《新文学的源流》，10、29页）其实这么说与“纯文学”没多少区别。
|
|
|小黑屋|手机版|作曲网原创音乐论坛社区
( 鄂ICP备05006521号-2 )
IP卡
狗仔卡
激荡爱国奋斗精神 书写高校新答卷-光明日报-光明网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