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张伯简（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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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7版:理论    PDF版下载  上一版  下一版      我给文章打分        2018-Ma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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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辛 鸣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02日   07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令人振奋、催人奋进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九大郑重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自觉、镇定从容、豪迈自信的政治远见、战略定力与使命担当，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生产力水平是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标准。如果生产力水平不够高，没有提升到现代化水平，那就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实际上说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未基本实现；需要上百年时间。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某种跃进，意味着发展阶段向前迈进一步。但当下生产力水平的跃进尚未达到实现现代化的水平，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发展阶段性特征，仍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下的新特征，并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特征，因而并不能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这主要是从纵向比较来说的。诚然，今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与40年前、30年前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就是与20年前、10年前相比，甚至与5年前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来看，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总体上仍然处于中等，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水平。

　　进一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生产力水平不够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甚至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例如，高质量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依然是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刚刚起步、有的尚未起步，有的城市还存在城中村，等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体现在制度建设不够成熟，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与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并不矛盾。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长过程在当前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使中国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这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努力奋斗。

　　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是因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来自对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实践中就会吃苦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提醒我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政策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竭力避免。不仅如此，还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宁可估计得更充分一点。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说明，社会生产力水平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不适应。对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辩证认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奇迹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依靠辛苦付出和巨大代价取得的，我国劳动生产率还远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由大到强依然任重道远，经济大块头还存在“阿喀琉斯之踵”，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我们继续奋起直追。

　　只有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虽然我国发展已经从“发展起来前”进入到“发展起来后”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发展了，而是要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只不过这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全面发展依然是有重点的发展，经济建设依然是发展的火车头，同时要实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上必须旗帜鲜明。尤其是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向顽瘴痼疾开刀，对利益藩篱说不，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以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新的精神状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强调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并不是要墨守成规、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要抓住时代机遇，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背景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虽已困难重重但总体实力仍处于优势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来塑造更加公平正义、追求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样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道之所在、义之所当”的伟大实践。伟大实践要用伟大理论来指导、要用伟大思想来引领，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坚定地革故鼎新、开拓创新，以新作为迎接新挑战、担当新使命。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但在新时代真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更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有新作为。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发展新路。要真刀真枪推进改革，不仅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观念做法，而且要对改革过程中做得不对、做得不好的方面进行再改革，对改革中曾经管用但现在已不合时宜的行为模式进行再改革。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大胆“变”，而且要“大变”“全方位变”。

　　更加豪迈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从初级阶段推进到高级阶段再发展到更高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大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关键一步，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与抱负。

　　（作者为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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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生产力水平是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标准。如果生产力水平不够高，没有提升到现代化水平，那就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实际上说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未基本实现；需要上百年时间。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某种跃进，意味着发展阶段向前迈进一步。但当下生产力水平的跃进尚未达到实现现代化的水平，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发展阶段性特征，仍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下的新特征，并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特征，因而并不能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这主要是从纵向比较来说的。诚然，今日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与40年前、30年前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就是与20年前、10年前相比，甚至与5年前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整个世界发展进程来看，横向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总体上仍然处于中等，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水平。
　　进一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生产力水平不够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甚至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例如，高质量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依然是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刚刚起步、有的尚未起步，有的城市还存在城中村，等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体现在制度建设不够成熟，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与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并不矛盾。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长过程在当前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使中国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这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努力奋斗。
　　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习近平同志指出，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是因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来自对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在实践中就会吃苦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提醒我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政策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竭力避免。不仅如此，还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宁可估计得更充分一点。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说明，社会生产力水平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不适应。对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辩证认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毋庸讳言，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奇迹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依靠辛苦付出和巨大代价取得的，我国劳动生产率还远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由大到强依然任重道远，经济大块头还存在“阿喀琉斯之踵”，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我们继续奋起直追。
　　只有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虽然我国发展已经从“发展起来前”进入到“发展起来后”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发展了，而是要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只不过这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全面发展依然是有重点的发展，经济建设依然是发展的火车头，同时要实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上必须旗帜鲜明。尤其是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向顽瘴痼疾开刀，对利益藩篱说不，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指出，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以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新的精神状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强调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并不是要墨守成规、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要抓住时代机遇，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背景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虽已困难重重但总体实力仍处于优势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来塑造更加公平正义、追求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样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道之所在、义之所当”的伟大实践。伟大实践要用伟大理论来指导、要用伟大思想来引领，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坚定地革故鼎新、开拓创新，以新作为迎接新挑战、担当新使命。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但在新时代真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更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有新作为。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发展新路。要真刀真枪推进改革，不仅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观念做法，而且要对改革过程中做得不对、做得不好的方面进行再改革，对改革中曾经管用但现在已不合时宜的行为模式进行再改革。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大胆“变”，而且要“大变”“全方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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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彰显党性（思想纵横）

国企民企互促共赢格局已经形成（热点辨析）

着力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新知新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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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竞争 深化融合 携手共进-----国企民企互促共赢格局已经形成（热点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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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竞争 深化融合 携手共进
国企民企互促共赢格局已经形成（热点辨析）
王 欣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02日   07 版）　　近一段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控制过多的社会资源，挤压了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全面观察、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也经不起推敲。现实情况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格局已经形成。

　　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营造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促进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共同实现健康发展，我们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努力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壁垒。例如，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放开竞争性环节，民间资本可以独立或通过与国有企业、政府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平竞争，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在创新创意、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等众多新兴领域，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同步起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凭借更强的灵活性和更快的反应速度，抢占市场先机，形成先发优势。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一些人出于偏见，总是喜欢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但事实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正在实现资本层面的深度融合。伴随国企改革“1+N”系列文件的落地，全国范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先后确立了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因企制宜、先行先试，其中一些试点企业已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和部署，一批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逐渐由国有独资、国有绝对控股转变为国有相对控股、国有参股的股权结构。适度的股权多元化能够促进企业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绩效。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合了两种所有制企业的制度优势，因而具备更强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都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更好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一个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融合也将继续深化。

　　国企民企携手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已由单个企业竞争转向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为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升综合国力，我国需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加强战略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在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一批中央企业率先“出海”，扮演“拓荒者”的角色，打下较好合作基础，树立了负责任、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品牌形象，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民营企业成功拓展国际市场。同时，一批民营企业抓住欧美国家经济相对低迷的机会，积极实施海外并购，在全球市场上布局生产营销网络，显著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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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营造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促进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共同实现健康发展，我们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调整，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努力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壁垒。例如，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放开竞争性环节，民间资本可以独立或通过与国有企业、政府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平竞争，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在创新创意、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等众多新兴领域，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同步起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凭借更强的灵活性和更快的反应速度，抢占市场先机，形成先发优势。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一些人出于偏见，总是喜欢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但事实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正在实现资本层面的深度融合。伴随国企改革“1+N”系列文件的落地，全国范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先后确立了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因企制宜、先行先试，其中一些试点企业已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和部署，一批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逐渐由国有独资、国有绝对控股转变为国有相对控股、国有参股的股权结构。适度的股权多元化能够促进企业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绩效。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合了两种所有制企业的制度优势，因而具备更强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都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更好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一个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融合也将继续深化。
　　国企民企携手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已由单个企业竞争转向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为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升综合国力，我国需要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下，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加强战略合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在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一批中央企业率先“出海”，扮演“拓荒者”的角色，打下较好合作基础，树立了负责任、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品牌形象，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民营企业成功拓展国际市场。同时，一批民营企业抓住欧美国家经济相对低迷的机会，积极实施海外并购，在全球市场上布局生产营销网络，显著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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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彰显党性（思想纵横）

国企民企互促共赢格局已经形成（热点辨析）

着力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新知新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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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大数据 让公平正义看得见(大数据观察)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 ... b_20180502_1-10.htm


沪深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全部披露完毕-----透过年报看高质量发展(聚焦高质量发展)

10版:经济    PDF版下载  上一版  下一版      我给文章打分        2018-Ma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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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全部披露完毕
透过年报看高质量发展(聚焦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谢卫群 邓 圩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02日   10 版）　　4月底，沪深上市公司全部按期对外披露2017年年报信息。2017年，沪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7.97万亿元，同比上升14.46%；共实现净利润约2.62万亿元，同比上升18.55%，增长率创近年新高。2017年，深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3.46%；实现净利润7295亿元，同比增长20.58%；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同比增长19.71%，盈利质量明显提升。

　　综观业绩状况，沪深两市公司在经济发展的韧性、结构优化、新动能等方面呈现出多个新亮点，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成果。

　　实体经济再上新台阶，高端制造显活力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2017年沪市实体类公司（非金融类）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双增长，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实体类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6.32%；实现净利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39.80%。并且，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齐头并进，代表大型龙头蓝筹的上证50和代表中小成长企业的上证380公司净利润分别实现了13.92%和26.99%的增长，凸显市场经营质量协调发展。

　　创新战略促新兴产业取得新突破。深市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七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过四成，涌现出一批对产业优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的企业。创业板新经济集聚效应尤为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近七成。

　　沪市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2017年，实体创新类公司研发投入达到2500余亿元，同比增长8.55%。在创新引领下，一系列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公司迅速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形成“老中有新、新中更新、新老融合”多点突破的新发展局面。

　　深市约七成上市公司为制造业。2017年，深市2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整体全部实现盈利，收入和净利润增幅分别为26%、34%，其中高端装备制造公司增速最为耀眼，133家公司收入和净利润增幅分别为40%、101%。

　　沪市公司高端制造业在创新驱动下，正展现新活力，形成高质量发展趋势。亨通光电积极寻求智能电网领域高端转型升级之路，布局5G/6G未来通信技术及芯片产业，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再创新高，连续3年保持高增长。振华重工1998年以来一直占据全球集装箱起重机订单排名的第一位，产品已成功进入9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净利润稳步增长。

　　此外，信息技术带来技术变革，沪市涌现出一批代表未来技术革新和发展方向的“新企业”。恒瑞医药、用友网络，对创新研发持续巨额投入，分别在医药和云服务业务等方面实现了较强的竞争优势，业绩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供给侧改革助推传统产业焕发新风采

　　2017年，沪市传统产业公司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缩减低质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上中游供需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延续了上年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三大去产能行业表现亮眼。黑色金属行业、煤炭、有色金属行业分别合计实现营业收入8501亿元、7958亿元和9555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32.11%、35.46%和15.96%；实现净利润462亿元、782亿元和263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503.93%、152.42%和138.42%。

　　同时，在去杠杆政策的推动下，实体类公司杠杆水平持续改善，实现了财务费用率的稳步回落，杠杆结构得到改善，系统性风险得到缓解。尤其是煤炭和钢铁等传统的高杠杆行业，财务费用率分别为2.91%和1.47%，同比下降1.1个和0.9个百分点。

　　并购重组推动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2017年，沪市公司并购重组在延续近年来良好态势的基础上，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的主旨更加突出。全年共完成并购重组864家次，交易总金额9200亿元，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45%和8%。其中，74家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交易金额约2500亿元，合计增加市值约2300亿元，新增市值超过百亿公司13家。

　　混改战略深入推动国企焕发新活力。报告期内，沪市国有公司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债转股试点、资产证券化、专业化重组等多种方式，多点开花、全线并进，积极推动企业整合资源、提质增效，创下多个第一。国企改革整体性突破的积极态势已经形成。其中，沪市国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额超过5400亿元，重大资产重组金额接近2000亿元。中国联通引入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战略投资者，同步完成增强资本实力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国企混改的“里程碑”案例。中国重工推出首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方案，整体降低资产负债率5个百分点，开拓出国企可持续化降杠杆的新路径，丰富了资本市场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和手段。

　　2017年，深市国有企业平均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93亿元、6亿元，同比增长20%、43%。全年共39家国有企业完成重组方案实施，助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股东回报意识推动现金分红创新高

　　股东回报意识推动现金分红创新高。沪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意识不断增强，现金分红水平持续维持高位。2017年，沪市公司分红整体比例为37.92%，高于去年约5个百分点。统计显示，共有1000余家公司推出派现方案，占公司总数的74.47%，同比增加约5个百分点；合计派现8111亿余元，同比增加约18个百分点，现金分红金额再创历史新高。

　　从公司分布情况看，持续稳定高比例分红公司群体已形成，沪市单年分红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194家，30%以上的778家。其中，有370余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超过30%。

　　当然，年报也反映出，在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市场环境下，部分上市公司仍然存在阶段性经营困难或风险，多家公司出现亏损。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公司主营不畅，甚至公司长期失去造血能力，沦为市场所诟病的“壳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此外，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规范运作风险。特别是一些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出现信用风险，利用不同形式损害公司利益，干扰公司经营，甚至直接出现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对于这些情况，交易所将继续从严监管，防范出现重大风险。

返回目录    放大缩小全文复制    下一篇  　　4月底，沪深上市公司全部按期对外披露2017年年报信息。2017年，沪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7.97万亿元，同比上升14.46%；共实现净利润约2.62万亿元，同比上升18.55%，增长率创近年新高。2017年，深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3.46%；实现净利润7295亿元，同比增长20.58%；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同比增长19.71%，盈利质量明显提升。
　　综观业绩状况，沪深两市公司在经济发展的韧性、结构优化、新动能等方面呈现出多个新亮点，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成果。
　　实体经济再上新台阶，高端制造显活力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2017年沪市实体类公司（非金融类）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双增长，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实体类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6.32%；实现净利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39.80%。并且，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齐头并进，代表大型龙头蓝筹的上证50和代表中小成长企业的上证380公司净利润分别实现了13.92%和26.99%的增长，凸显市场经营质量协调发展。
　　创新战略促新兴产业取得新突破。深市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七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过四成，涌现出一批对产业优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的企业。创业板新经济集聚效应尤为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近七成。
　　沪市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2017年，实体创新类公司研发投入达到2500余亿元，同比增长8.55%。在创新引领下，一系列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公司迅速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形成“老中有新、新中更新、新老融合”多点突破的新发展局面。
　　深市约七成上市公司为制造业。2017年，深市2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整体全部实现盈利，收入和净利润增幅分别为26%、34%，其中高端装备制造公司增速最为耀眼，133家公司收入和净利润增幅分别为40%、101%。
　　沪市公司高端制造业在创新驱动下，正展现新活力，形成高质量发展趋势。亨通光电积极寻求智能电网领域高端转型升级之路，布局5G/6G未来通信技术及芯片产业，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再创新高，连续3年保持高增长。振华重工1998年以来一直占据全球集装箱起重机订单排名的第一位，产品已成功进入9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净利润稳步增长。
　　此外，信息技术带来技术变革，沪市涌现出一批代表未来技术革新和发展方向的“新企业”。恒瑞医药、用友网络，对创新研发持续巨额投入，分别在医药和云服务业务等方面实现了较强的竞争优势，业绩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供给侧改革助推传统产业焕发新风采
　　2017年，沪市传统产业公司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缩减低质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实现上中游供需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延续了上年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三大去产能行业表现亮眼。黑色金属行业、煤炭、有色金属行业分别合计实现营业收入8501亿元、7958亿元和9555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32.11%、35.46%和15.96%；实现净利润462亿元、782亿元和263亿元，同比增长分别达503.93%、152.42%和138.42%。
　　同时，在去杠杆政策的推动下，实体类公司杠杆水平持续改善，实现了财务费用率的稳步回落，杠杆结构得到改善，系统性风险得到缓解。尤其是煤炭和钢铁等传统的高杠杆行业，财务费用率分别为2.91%和1.47%，同比下降1.1个和0.9个百分点。
　　并购重组推动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2017年，沪市公司并购重组在延续近年来良好态势的基础上，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的主旨更加突出。全年共完成并购重组864家次，交易总金额9200亿元，较上一年度分别增长45%和8%。其中，74家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交易金额约2500亿元，合计增加市值约2300亿元，新增市值超过百亿公司13家。
　　混改战略深入推动国企焕发新活力。报告期内，沪市国有公司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债转股试点、资产证券化、专业化重组等多种方式，多点开花、全线并进，积极推动企业整合资源、提质增效，创下多个第一。国企改革整体性突破的积极态势已经形成。其中，沪市国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额超过5400亿元，重大资产重组金额接近2000亿元。中国联通引入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战略投资者，同步完成增强资本实力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国企混改的“里程碑”案例。中国重工推出首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方案，整体降低资产负债率5个百分点，开拓出国企可持续化降杠杆的新路径，丰富了资本市场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和手段。
　　2017年，深市国有企业平均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93亿元、6亿元，同比增长20%、43%。全年共39家国有企业完成重组方案实施，助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股东回报意识推动现金分红创新高
　　股东回报意识推动现金分红创新高。沪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意识不断增强，现金分红水平持续维持高位。2017年，沪市公司分红整体比例为37.92%，高于去年约5个百分点。统计显示，共有1000余家公司推出派现方案，占公司总数的74.47%，同比增加约5个百分点；合计派现8111亿余元，同比增加约18个百分点，现金分红金额再创历史新高。
　　从公司分布情况看，持续稳定高比例分红公司群体已形成，沪市单年分红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194家，30%以上的778家。其中，有370余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超过30%。
　　当然，年报也反映出，在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市场环境下，部分上市公司仍然存在阶段性经营困难或风险，多家公司出现亏损。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公司主营不畅，甚至公司长期失去造血能力，沦为市场所诟病的“壳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此外，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规范运作风险。特别是一些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出现信用风险，利用不同形式损害公司利益，干扰公司经营，甚至直接出现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对于这些情况，交易所将继续从严监管，防范出现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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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想找啥工作（毕业季 探就业①）

13版:社会    PDF版下载  上一版  下一版      我给文章打分        2018-Ma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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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想找啥工作（毕业季 探就业①）
巩育华 孟思奇 孙志男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02日   13 版）
　　开栏的话

　　5月初，就业季已经过半。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工作，没找到的还在奔忙。

　　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20万人，比去年多出25万，就业压力不小。但各种促就业政策、各地引才政策的出台，给稳定就业夯实了基础。本版联合本报中央厨房碰碰词儿工作室，推出系列报道，从大学生想找啥工作、企业需要啥样人、学校能帮什么忙、政策如何来助推等方面，关注并促进大学生就业。

　　

　　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找工作过程中他们又有哪些苦恼？面对选择他们如何取舍？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在北京随机采访了一些应届高校毕业生，来听听他们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求职故事。

　　需求

　　选项更多，出路更多

　　通过采访发现，以90后为主体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选项多了，出路也就多了。

　　北上广不再是必选项。“我原本愿望是留在北京，但是综合考虑户口、买房、子女上学等现实问题，最后选择了天津。”清华大学博士生任硕今说，“我女朋友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为了陪我，过段时间就调到天津分公司。”

　　希望留在一线城市的，对户口的要求也在降低。北京林业大学大四女生赵瑛琦说：“我比较随性，所以在找工作过程中，户口指标不重要，我可能在北京待几年，再去其他城市体验一下。”不少人表示，自己的将来有无数可能，不一定非被户口、城市“锚定”。

　　当然也有对户口比较看重的。“有户口有归属感，让我觉得安稳。”研究生周林（化名）原本已经找到心仪的工作，没想到用人单位户口缩编，不能解决了。他选择了重新再找。

　　薪酬水平也是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很多同学对薪酬比较看重，他们表示，人不能活在真空里，城市生活成本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许多人表示可以接受较低的起薪，只要有利于事业的发展，看得到将来的发展空间。当问及具体的期望值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乔一茗说：“我期望税后月工资在七八千左右吧。”

　　目前，博士生邓萍（化名）正在北京一所高校办理入职手续，她的理想就是留在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她说，相较于起薪，自己更看重发展平台和学术研究空间。

　　专业对口、感兴趣，也是很多毕业生坚持的标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郭金玲之前收到一家企业的录用意向，工作内容是写材料，被她婉拒，“我性格外向，更喜欢去采访调研、写新闻，不太适合坐办公室。”

　　从事工业产品设计的大四毕业生梁恩瑞说：“现在出现了很多新产业新业态，家长可能不了解，尽管如此，他们很少干预我找什么工作，只要我喜欢就行。”

　　一位长期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对高校毕业生来说，想找个工作其实不难，难的是同时满足内心多种需求的理想工作。“现实总追不上期望，期望是非常理想的嘛，很多焦虑是这么来的。其实理性一些，海阔天空。”

　　挑战

　　信息混杂，技能缺乏

　　信息不对称是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中遇到的第一关。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生卫星杓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错过招聘信息而错失理想职位。”

　　调查发现，错过招聘信息不是因为信息少，而是因为招聘信息鱼龙混杂，里面不乏虚假信息。郭金玲说，“我的经验是要辨别哪些企业确实有用人需求，关注企业的具体业务方向，有针对性地投简历更加高效。”

　　此外，就业歧视也是毕业生的一大烦恼，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仍存在一些隐性要求。

　　邓萍在面试过程中，一直被问会不会生二胎。“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能一直强调绝不生二胎。”博士生张博雅介绍，在他们电气工程专业，同班一位女生进入某企业面试，表现不错，但最终录取的还是男生。专业里部分能力较高的女生都选择了科研院所，因为感觉学术研究行业对女生歧视较少。

　　本科出身二本院校的郭金玲自嘲得了“求职焦虑症”，自己本科学校不是985、211，她怕用人单位会另眼看待。

　　除了专业技能，不少用人单位还希望毕业生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本领。“有一次去一家企业面试，面试官说单位篮球队还少一个人，问我会不会打篮球，我说不会。还有一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跳舞，我也不会。”毕业生卫星杓很羡慕那些多才多艺的同学。

　　英语笔译专业的万静柯想应聘金融英语翻译岗位，但自己从未接触过金融行业，“市场对跨界人才需求很大，但我们缺少相关知识，在校时应该拓宽知识面，多参加实习实践。”

　　帮扶

　　各种政策，诸多利好

　　张博雅已经收到了3家用人单位的录用意向，包括2个央企和1所西安高校的教职，他选择去西安。

　　“西安最近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当地高校的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优势资源向引进人才倾斜，我认为未来成长空间较大，我又是西安人，回家乡高校任职是个不错的选择。”

　　日前，多地出台引才政策，正展开“抢人大战”。西安推出“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完成在线落户”，武汉进一步打造大学生留汉新政2.0版，深圳正在酝酿“鹏城英才计划”，珠海未来5年每年投入超过25亿元延揽各类人才……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等，一系列引才政策，对高校毕业生来说，都是利好。

　　除了各地的人才政策，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和自主创业。比如，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等、自主创业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实施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此外，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在张博雅举棋不定时，清华大学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的老师给予了帮助，“了解了我的未来职业规划后，指导中心老师给我分析了3份工作的薪资待遇、发展前景和学术环境，眼前的路逐渐清晰了，我最终选择了回西安工作。”

　　大学生们希望这些扶助更多些，针对性更强些。

　　清华大学硕士生林雨铭希望建立学校与企业对接机制，加强与往届毕业生的联系。“一方面，师哥师姐能教我们简历和面试技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各行各业真实的工作状态。”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徐婷去南京面试的时候，申请了南京市的面试补贴和青年人才驿站，不仅补贴了1000元，还免费住了3天青年公寓。她很高兴，“这个政策降低了面试的经济成本，减少了后顾之忧。”作为一名湖南人，她想回南方工作，但在北京招聘的南方企业不多，经常要千里迢迢跑到当地应聘，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都很高，她希望能加强这方面的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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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初，就业季已经过半。不少毕业生已经找到了工作，没找到的还在奔忙。
　　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20万人，比去年多出25万，就业压力不小。但各种促就业政策、各地引才政策的出台，给稳定就业夯实了基础。本版联合本报中央厨房碰碰词儿工作室，推出系列报道，从大学生想找啥工作、企业需要啥样人、学校能帮什么忙、政策如何来助推等方面，关注并促进大学生就业。
　　
　　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找工作过程中他们又有哪些苦恼？面对选择他们如何取舍？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在北京随机采访了一些应届高校毕业生，来听听他们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求职故事。
　　需求
　　选项更多，出路更多
　　通过采访发现，以90后为主体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选项多了，出路也就多了。
　　北上广不再是必选项。“我原本愿望是留在北京，但是综合考虑户口、买房、子女上学等现实问题，最后选择了天津。”清华大学博士生任硕今说，“我女朋友现在也在北京工作，为了陪我，过段时间就调到天津分公司。”
　　希望留在一线城市的，对户口的要求也在降低。北京林业大学大四女生赵瑛琦说：“我比较随性，所以在找工作过程中，户口指标不重要，我可能在北京待几年，再去其他城市体验一下。”不少人表示，自己的将来有无数可能，不一定非被户口、城市“锚定”。
　　当然也有对户口比较看重的。“有户口有归属感，让我觉得安稳。”研究生周林（化名）原本已经找到心仪的工作，没想到用人单位户口缩编，不能解决了。他选择了重新再找。
　　薪酬水平也是高校毕业生找工作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很多同学对薪酬比较看重，他们表示，人不能活在真空里，城市生活成本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许多人表示可以接受较低的起薪，只要有利于事业的发展，看得到将来的发展空间。当问及具体的期望值时，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乔一茗说：“我期望税后月工资在七八千左右吧。”
　　目前，博士生邓萍（化名）正在北京一所高校办理入职手续，她的理想就是留在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她说，相较于起薪，自己更看重发展平台和学术研究空间。
　　专业对口、感兴趣，也是很多毕业生坚持的标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郭金玲之前收到一家企业的录用意向，工作内容是写材料，被她婉拒，“我性格外向，更喜欢去采访调研、写新闻，不太适合坐办公室。”
　　从事工业产品设计的大四毕业生梁恩瑞说：“现在出现了很多新产业新业态，家长可能不了解，尽管如此，他们很少干预我找什么工作，只要我喜欢就行。”
　　一位长期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对高校毕业生来说，想找个工作其实不难，难的是同时满足内心多种需求的理想工作。“现实总追不上期望，期望是非常理想的嘛，很多焦虑是这么来的。其实理性一些，海阔天空。”
　　挑战
　　信息混杂，技能缺乏
　　信息不对称是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中遇到的第一关。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生卫星杓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错过招聘信息而错失理想职位。”
　　调查发现，错过招聘信息不是因为信息少，而是因为招聘信息鱼龙混杂，里面不乏虚假信息。郭金玲说，“我的经验是要辨别哪些企业确实有用人需求，关注企业的具体业务方向，有针对性地投简历更加高效。”
　　此外，就业歧视也是毕业生的一大烦恼，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仍存在一些隐性要求。
　　邓萍在面试过程中，一直被问会不会生二胎。“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能一直强调绝不生二胎。”博士生张博雅介绍，在他们电气工程专业，同班一位女生进入某企业面试，表现不错，但最终录取的还是男生。专业里部分能力较高的女生都选择了科研院所，因为感觉学术研究行业对女生歧视较少。
　　本科出身二本院校的郭金玲自嘲得了“求职焦虑症”，自己本科学校不是985、211，她怕用人单位会另眼看待。
　　除了专业技能，不少用人单位还希望毕业生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本领。“有一次去一家企业面试，面试官说单位篮球队还少一个人，问我会不会打篮球，我说不会。还有一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跳舞，我也不会。”毕业生卫星杓很羡慕那些多才多艺的同学。
　　英语笔译专业的万静柯想应聘金融英语翻译岗位，但自己从未接触过金融行业，“市场对跨界人才需求很大，但我们缺少相关知识，在校时应该拓宽知识面，多参加实习实践。”
　　帮扶
　　各种政策，诸多利好
　　张博雅已经收到了3家用人单位的录用意向，包括2个央企和1所西安高校的教职，他选择去西安。
　　“西安最近出台了人才引进政策，当地高校的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优势资源向引进人才倾斜，我认为未来成长空间较大，我又是西安人，回家乡高校任职是个不错的选择。”
　　日前，多地出台引才政策，正展开“抢人大战”。西安推出“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完成在线落户”，武汉进一步打造大学生留汉新政2.0版，深圳正在酝酿“鹏城英才计划”，珠海未来5年每年投入超过25亿元延揽各类人才……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等，一系列引才政策，对高校毕业生来说，都是利好。
　　除了各地的人才政策，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和自主创业。比如，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等、自主创业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实施就业创业促进计划。
　　此外，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在张博雅举棋不定时，清华大学职业发展指导中心的老师给予了帮助，“了解了我的未来职业规划后，指导中心老师给我分析了3份工作的薪资待遇、发展前景和学术环境，眼前的路逐渐清晰了，我最终选择了回西安工作。”
　　大学生们希望这些扶助更多些，针对性更强些。
　　清华大学硕士生林雨铭希望建立学校与企业对接机制，加强与往届毕业生的联系。“一方面，师哥师姐能教我们简历和面试技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各行各业真实的工作状态。”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徐婷去南京面试的时候，申请了南京市的面试补贴和青年人才驿站，不仅补贴了1000元，还免费住了3天青年公寓。她很高兴，“这个政策降低了面试的经济成本，减少了后顾之忧。”作为一名湖南人，她想回南方工作，但在北京招聘的南方企业不多，经常要千里迢迢跑到当地应聘，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都很高，她希望能加强这方面的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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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法律三问（数字化时代的法治问题②）

18版:民主政治周刊    PDF版下载  上一版  下一版      我给文章打分        2018-Ma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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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法律三问（数字化时代的法治问题②）
本报记者 倪 弋
《 人民日报 》（ 2018年05月02日   18 版）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机器人？”

　　“索菲亚”回答：“你不必担心我们机器人，你们人类又怎么知道自己就是人类呢？”去年，人工智能机器人“索菲亚”成为全球首位被赋予法律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当前，科学技术巨大进步推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给法律制度带来哪些挑战？现行法治体系又该如何调整和应对？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知识产权？

　　“微明的灯影里，我知道她的可爱的土壤，使我的心灵成为俘虏了……”这段诗句的创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而是人工智能产品“微软小冰”。2017年5月，“微软小冰”创作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它的出版带来一个新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知识产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曹新明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知识产权成果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人工智能并不能成为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但是，如果将‘人工智能’创造活动类同于科学研究的‘电脑’，即把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通过人工智能创造的智慧成果，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又确实具备‘知识产权作品’的某些属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定性。”曹新明表示，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主要有“工具”和“虚拟人”两种观点。“工具”即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的创造物和权利客体；“虚拟人”是法律给人工智能设定一部分“人”的属性，赋予其能够享有一些权利的法律主体资格。

　　“即便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知识产权，其权利归属也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曹新明认为，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可归属于设计开发者，或者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以及多个权利人共有。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虚拟人”，则可以把人工智能生成物看作民法意义上的“孳息”，比如将人工智能视为“母鸡”，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就是“母鸡”下的“蛋”，“蛋”自然归“母鸡”所有者拥有。

　　此外，创造人工智能生成物，往往会通过一些程序进行“深度学习”，其中可能收集、储存大量的他人已享有的知识产权信息，这就可能构成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害。曹新明认为，“在这种涉嫌构成侵害知识产权的情形下，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也是一个新问题。”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司法者吗？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2016年12月，名为“睿法官”的北京法院智能研判系统上线，为法官提供办案规范和量刑分析等精准信息，用大数据推进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2017年5月，全国首个“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上海诞生，在对上海几万份刑事案件的卷宗、文书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后，已具备初步的证据信息抓取、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

　　“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司法者得到类似案件的全部先例以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裁判规则，从而减轻他们的工作负累、促进准确适用法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通过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综合，人工智能在促进司法者依法、全面、规范收集和审查证据，统一司法尺度、助力司法公正等方面，的确大有可为。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将替代司法者，实现独立断案？显然不可以。

　　“人工智能只是实现司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看来，如果过分依靠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判决、根据大数据矫正法律决定的偏差等，难免形成审判主体的多重结构，事实上形成程序员、软件工程师、数据处理商等主体和司法者共执司法的局面。

　　“此外，如果让人工智能超出辅助性手段范畴，全面应用于审判案件，那就有可能把司法引入歧途。”季卫东认为，在案件事实曲折、人际关系复杂、掺杂伦理和感情因素的场合，如何依据法理、常识和人情做出判断并进行妥善裁决，其实是一种微妙的艺术，需要依靠法官的理性综合分析。“即使人工智能嵌入了概率程序，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也难以保证做出公正合理、让人信服的个案裁判。”

　　支振锋也认为，就目前的发展情形看，人工智能还没有取代司法者的可能，尤其是作为涉及情感与理性、规范与价值的法律诉讼，如果交给人工智能，这在法律和伦理上，都很难得到支持。“应防范对人工智能形成‘路径依赖’，人工智能越发达，越应强调司法者的职业伦理。”支振锋说。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如何认定？

　　201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台名为“小胖”的机器人突然发生故障，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自行砸坏了部分展台，并导致一人受伤。

　　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日益普及，其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问题，是对现行侵权法律制度提出的又一个新的挑战。

　　“从现行法律上看，侵权责任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人工智能本身还难以成为新的侵权责任主体。即便如此，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看来，侵权发生后，谁是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就应当由谁负责，在法律上似乎并不存在争议。“然而人工智能的具体行为受程序控制，发生侵权时，到底是由所有者还是软件研发者担责，值得商榷。”

　　与之类似的，当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他人损害侵权时，是由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担责，还是由汽车制造商、自动驾驶技术开发者担责？法律是否有必要为无人驾驶汽车制定专门的侵权责任规则？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实中，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可能更多涉及危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程啸认为，例如无人驾驶汽车致害，无论从产品责任还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上看，都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未来需要考虑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其本身是否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如无人机），从而决定了是否适用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

　　“当前，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过错等要件的判断也变得日趋复杂。”程啸还举例说，此前曝光的一些APP“大数据杀熟”和“算法歧视”，由于代码的不透明，加之算法本身的自我学习和适应能力，使得“将算法歧视归责于开发者”变得很困难。

　　在程啸看来，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未雨绸缪，将为以后的司法实践赢得主动。“人工智能已经到来，只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分布不均。我们不应等到未来分布均匀、人工智能已完全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才想起来从法律进行规范。”程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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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回答：“你不必担心我们机器人，你们人类又怎么知道自己就是人类呢？”去年，人工智能机器人“索菲亚”成为全球首位被赋予法律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当前，科学技术巨大进步推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给法律制度带来哪些挑战？现行法治体系又该如何调整和应对？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知识产权？
　　“微明的灯影里，我知道她的可爱的土壤，使我的心灵成为俘虏了……”这段诗句的创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而是人工智能产品“微软小冰”。2017年5月，“微软小冰”创作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它的出版带来一个新问题——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知识产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曹新明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知识产权成果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人工智能并不能成为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但是，如果将‘人工智能’创造活动类同于科学研究的‘电脑’，即把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通过人工智能创造的智慧成果，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又确实具备‘知识产权作品’的某些属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工智能’的法律定性。”曹新明表示，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主要有“工具”和“虚拟人”两种观点。“工具”即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的创造物和权利客体；“虚拟人”是法律给人工智能设定一部分“人”的属性，赋予其能够享有一些权利的法律主体资格。
　　“即便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知识产权，其权利归属也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曹新明认为，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可归属于设计开发者，或者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以及多个权利人共有。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虚拟人”，则可以把人工智能生成物看作民法意义上的“孳息”，比如将人工智能视为“母鸡”，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就是“母鸡”下的“蛋”，“蛋”自然归“母鸡”所有者拥有。
　　此外，创造人工智能生成物，往往会通过一些程序进行“深度学习”，其中可能收集、储存大量的他人已享有的知识产权信息，这就可能构成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害。曹新明认为，“在这种涉嫌构成侵害知识产权的情形下，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也是一个新问题。”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司法者吗？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2016年12月，名为“睿法官”的北京法院智能研判系统上线，为法官提供办案规范和量刑分析等精准信息，用大数据推进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2017年5月，全国首个“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上海诞生，在对上海几万份刑事案件的卷宗、文书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后，已具备初步的证据信息抓取、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
　　“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司法者得到类似案件的全部先例以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裁判规则，从而减轻他们的工作负累、促进准确适用法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通过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综合，人工智能在促进司法者依法、全面、规范收集和审查证据，统一司法尺度、助力司法公正等方面，的确大有可为。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将替代司法者，实现独立断案？显然不可以。
　　“人工智能只是实现司法正义的辅助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看来，如果过分依靠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判决、根据大数据矫正法律决定的偏差等，难免形成审判主体的多重结构，事实上形成程序员、软件工程师、数据处理商等主体和司法者共执司法的局面。
　　“此外，如果让人工智能超出辅助性手段范畴，全面应用于审判案件，那就有可能把司法引入歧途。”季卫东认为，在案件事实曲折、人际关系复杂、掺杂伦理和感情因素的场合，如何依据法理、常识和人情做出判断并进行妥善裁决，其实是一种微妙的艺术，需要依靠法官的理性综合分析。“即使人工智能嵌入了概率程序，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也难以保证做出公正合理、让人信服的个案裁判。”
　　支振锋也认为，就目前的发展情形看，人工智能还没有取代司法者的可能，尤其是作为涉及情感与理性、规范与价值的法律诉讼，如果交给人工智能，这在法律和伦理上，都很难得到支持。“应防范对人工智能形成‘路径依赖’，人工智能越发达，越应强调司法者的职业伦理。”支振锋说。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如何认定？
　　201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台名为“小胖”的机器人突然发生故障，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自行砸坏了部分展台，并导致一人受伤。
　　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日益普及，其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问题，是对现行侵权法律制度提出的又一个新的挑战。
　　“从现行法律上看，侵权责任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人工智能本身还难以成为新的侵权责任主体。即便如此，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看来，侵权发生后，谁是人工智能的所有者，就应当由谁负责，在法律上似乎并不存在争议。“然而人工智能的具体行为受程序控制，发生侵权时，到底是由所有者还是软件研发者担责，值得商榷。”
　　与之类似的，当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他人损害侵权时，是由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担责，还是由汽车制造商、自动驾驶技术开发者担责？法律是否有必要为无人驾驶汽车制定专门的侵权责任规则？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现实中，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可能更多涉及危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程啸认为，例如无人驾驶汽车致害，无论从产品责任还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上看，都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未来需要考虑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其本身是否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如无人机），从而决定了是否适用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
　　“当前，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过错等要件的判断也变得日趋复杂。”程啸还举例说，此前曝光的一些APP“大数据杀熟”和“算法歧视”，由于代码的不透明，加之算法本身的自我学习和适应能力，使得“将算法歧视归责于开发者”变得很困难。
　　在程啸看来，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在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未雨绸缪，将为以后的司法实践赢得主动。“人工智能已经到来，只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分布不均。我们不应等到未来分布均匀、人工智能已完全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才想起来从法律进行规范。”程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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