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毛主席无心成诗人却达诗词顶峰

郭沫若：毛主席无心成诗人却达诗词顶峰
发布时间： 2014-09-18 13:27:00  |  来源： 华声在线  |  作者：  |  责任编辑： 卢倩仪

核心提示：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的一幅诗词手书：“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本文摘自《文化博览》2007年第4期，作者：元涛，原题：《意外辞章》

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的一幅诗词手书：“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同样是这位郭先生，当年写过什么?“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天狗》)这是青春的郭沫若，略显夸张，却不失豪壮。“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于是，这一位狂飙诗人，愿意像炉中煤一样，燃烧自己，打造一个新世界。

由“天狗”到“黄梁”，郭被后世垢病，自有其原因。有不少郭的同辈人，在当年的高压下，出于自保，也说过一些假话，空话，违心话，但字里行间都透着无奈，或是用借来的革命术语敷衍交差。而郭先生却不。他在阿谀领域，是呕过心沥过血的，是有新发明新创造的。如果是言不由衷，又何苦如此情真意切?最可怕的，恐怕是他真的相信他说的那些话。

下面一段文字，你可以猜猜主人是谁：“这次去东京，前后只有三天，加之工作很忙，一直也未能得闲。连一个晚上也没能陪你，委屈你了。尽管没能很称心地会一会，但我还是一直都在想：如果每天能有片刻和你在一起，那该多好呀!临回来之前，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回到你那里去，原来想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玩，没想到，我们一起散步时，连尾张街都没有走到，实在遗憾。玫瑰花开了吧?哪怕落掉一个花瓣也让人可惜呀!呜呼!”

当然是一个日本人，但不是作家，不是诗人，而是战争狂人山本五十六，在指挥偷袭美军珍珠港前夜，写给情人千代子的信。

山本五十六的这种情感表达，非常真切细腻。承认这一点，并不能减弱我们对他战争罪行的痛恨。马上就要实施的偷袭珍珠港行动，是山本五十六力主的，铁血，杀戮，战争机器一经发动，血肉迸裂就在眼前，他却为遥远的东京的一枚花瓣而伤怀。这意外的辞章，让生命在这一片刻，吊诡至极。难怪，历来被认为描述日本人性情最贴切的一本书，就叫做《菊与刀》。

山本五十六的意外辞章，让我们在厚盔重甲下，窥见了他一小片人的皮肤。而郭先生的意外，留给我们的则是浩叹之后的哑然。

文章来源： 华声在线责任编辑： 卢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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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 | 纵情的极限：郭沫若《凤凰涅槃》诞生始末（上）
原创 2018-03-16 李兆忠 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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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文学人生事业的“第一桶金”。它的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诗歌创作的发展走向。李兆忠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论证，洞幽烛微，还原了它的诞生过程。此值郭沫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11年第12期，本次刊登时李兆忠先生作了修定。由于原文较长，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把文章分三次（上中下）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1919年至1920年之交，无论对郭沫若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受五四运动和惠特曼诗风的激荡，一连串诗篇从郭沫若胸中喷蔳而出，在中国诗坛猛烈爆发，宛如横空出世，气势之大仅从标题就可看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匪徒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第一人称的“我”，赫然飞舞的惊叹号，感叹词“呀”、“哟”，充塞于字里行间。它们不仅与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诗歌截然不同，与正在嬗变中的中国新诗也大相径庭。时过境迁，八十年之后重读这些诗篇，人们依然感到惊异，比如《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放纵，何等的疯狂！这样的作品不仅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它的出现，使步履蹒跚的中国新诗革新运动突然加快了节奏。不久这些作品以《女神》名结集出版，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席诗人的地位一举奠定。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是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二年级学生。这是郭沫若留日的第七个头年，从中国现代留学生写作的角度看，这是水到渠成、开花结果的时节。差不多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异域生活和东西方文化的激荡，鲁迅写出了《摩罗诗力说》、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两篇革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不过具体到郭沫若，情况还是很不同。如果说《摩罗诗力说》、《文学改良刍议》是经过长时间冷静思考的产物的话，那么《女神》就是苦闷压抑之下的激情喷射。读着这些奇异的诗篇，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使郭沫若的留学“七年之痒”以如此的方式释放？

郭沫若有一段自我剖白，可供参考——

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

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我这种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胜劳耐剧，做些伟大的事业出来，我没有那种野心，我也没有那种能力。（《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

这段自白告诉人们三点：第一，郭沫若是个偏于主观的诗人，想象力胜于观察力；第二，郭沫若属于冲动型的性格；第三，这种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难以做出伟大的事业。联系郭沫若的人生实际，平心而论，前两点说得都到位，第三点则需作一点辨析。众所周知，郭沫若是一个抱负远大、领袖欲强的人，如此低调地称自己没有“做些伟大事业”的“野心”和“能力”，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但考虑到郭沫若当时只是文坛新秀，一位前途未卜的留日医科学生，他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能成如此大的气候，这或许是他自谦的原因吧。不过细细琢磨这番话，仍能给人某种启示，诚如作者所言：冲动性的人意志薄弱，不能胜劳耐剧，如果在此基础上引申一下，那就是：冲动性的人往往感性大于理性，缺乏深邃的思想和定力，具体到郭沫若，只消将“胜劳耐剧”四字改成“持之以恒”，就很到位了。联系郭沫若一生思想意识与行动表现的摇摆多变、自相矛盾，不能不令人叹其中肯。君不见，这位当年敢于吞噬一切的“天狗”，专门攻打偶像的文化英雄，后来不是跪倒在偶像脚下，不遗余力地歌功颂德吗？这位曾经信奉“艺术是自我表现”的诗人，后来不是心甘情愿成为党的“喇叭”，自觉地以文学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炮制海量的“假、大、空”诗文吗？这一切，除却别的因素，与郭沫若“冲动性”的文化人格显然不无关系，个中原委值得细细梳理，不过这已偏离本题，还是言归正传吧。           

一         

1913年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东瀛之旅，说背水一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郭沫若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这意味着，郭沫若必须在半年之内考上官费学校，否则只有打道回府，回到他厌倦不堪的祖国；其二，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初出夔门》）

取道中国的东北，路经朝鲜，经过两周的辗转，郭沫若于1914年1月13日到达东京，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中国与日本有官方协议，五所日本国立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它们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第一医学专门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的中国学生均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于是，这五所学校便成为中国留学生鲤鱼跳龙门的竞争目标。由于报考的人太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有的人考了八九年也没成功，因此要在半年之内考上，听上去就像天方夜谭。然而，郭沫若创造了奇迹。1914年7月，郭沫若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录取者仅四十余人，在医科正取的十一名中，郭沫若名列第七。郭沫若出国之前没有正经学过日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考上日本一高预科，证明了他的天才与毅力。这是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也是他终身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后来郭沫若这样回忆：“考入了一高的特设豫科，我立刻享受着官费，我于是仅在半年间因成绩优等而为官费生，这实在是一件顶使人愉快不过的事。在我的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快乐。”（《自然的追怀》）

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日本的学校从高等学校起就开始分科，一高预科也不例外，它分文科、理工科和医科三个班，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郭沫若此举令人纳闷：不久前刚放弃国立天津军医学校的入学资格，到了日本何以又选择医学？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此一时，彼一时也。郭沫若当初投考天津军医学校，并非出于对医学的爱好，而是想逃离令人郁闷的故乡四川，而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当时国内的教育全不抱希望，一心只想远走高飞。来到日本后，形势大不相同，郭沫若必须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专业，学有所成，否则无颜见江东父老。由于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又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再加上不擅长数学，实业与医学于是成为他的首选。在1914年3月14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表示：“男来东留学，志在实业及医学两途”。同年6月，郭沫若报考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失利，就剩下学医一途。在1914年9月6日的家书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这表明，郭沫若选择医学，既不是出于对专业的爱好，也不是出于救死扶伤的崇高理想（如鲁迅），而是谋生的需要。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后来有清楚的解释——

我自己在小时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亲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诵唐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内中学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创造十年》）

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五年前，还是在四川的嘉定中学读书时，他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高烧损害了耳膜，其症状，据本人形容，就是“不痛不痒，只是带翁翁作蚊鸣，不能听远察微”。这种病对于一般人也许无关紧要，对于一个学医、将来准备行医的人却是致命的，试想，一个连听诊都有困难的人，如何给人断病？

聪明过人的郭沫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察觉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日本的教学方针。日本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学外语，为大学的深造打基础，就拿郭沫若就读的医科来说，课程以德文时间最多，因为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鼻祖，一周多达二十课时，再加上英文和拉丁文，学外语的时间就更可观；另外，日本的外语教学还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外语课几乎就是外国文学课。这对于郭沫若来说，无异于老鼠掉进白米缸，原先被压抑的对文学的嗜好，现在又被刺激起来。先是泰戈尔，接着是海涅、歌德、雪莱、莎士比亚、席勒……西方著名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进入郭沫若的视野，打开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后来将这一时期概括为“诗的觉醒期”，在《我的学生时代》里，他这样写道：“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生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这种“诗的觉醒”意味着不同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艺术感觉的诞生。至此，郭沫若已经做好文学起飞的准备。


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学部，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郭沫若陷于痛苦之中。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连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无法掌握，郭沫若终于醒悟：“性既不近，耳又不聪，继续学医，断无多大成就。”（见1922年1月11日家书）从第二学年起，他就想放弃医学，改入文科。这个念头后来一直挥之不去，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先是日本妻子坚决反对，认为学医将来生活才有保障，后来是创造社伙伴成仿吾反对，认为研究文学没有必要进文科。然而从心理上到行动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已是无可挽回。福冈五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女神》、《星空》中数以百计的诗篇，小说《骷髅》、《牧羊哀话》、《鼠灾》、《残春》、《未央》，《三叶集》中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还有歌德、海涅、泰戈尔等外国文学大师作品的翻译，都是那一时期完成的。期间有半年多时间郭沫若抛弃学业，频繁地往返于福冈上海，创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最后还是完成了学业，通过了全部医学课程的考试，获得了医学士的学位。然而郭沫若获得医学士学位之日，也就是告别医学之时，这个凭聪明和毅力获得的医学士头衔始终只是一个摆设。郭沫若曾自诩自己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从知识层面来讲或许真是如此，并且，即使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学医对郭沫若也是不无帮助。诗剧《湘累》、小说《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作品，明显地受到现代医学知识的影响。《湘累》中的屈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残春》则是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潜意识理论的演绎。郭沫若后来论文谈艺，与论敌打笔战，也经常喜欢援引医学上的知识与理论，甚至达到卖弄的地步，比如他对胡适的“五大魔鬼”论的抨击，就援引疟疾与花柳病的知识，大加发挥。还有，郭沫若这样定义诗：“直觉是诗细胞的核，情绪是原形质，想象是染色体，至于诗的形式只是细胞膜，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论公式，没有医学修养的人绝对做不出来的。尽管如此，学医的过程对郭沫若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郭沫若后来曾将此归结于日本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其实未必的确，因为日本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也是填鸭式，郭沫若并没有觉得枯燥，反而甘之如饴。1921年10月6日致郁达夫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只望时钟早响。但是响了又怎么样呢？响了之后，依然又是一场独白剧，一点如是，两点如是。今天如是，明天如是，过细想来，恐怕人生一世，永远都是如此罢。上了一礼拜的课，到今礼拜来，率性又‘撒波’起来了，率性在家里闭门读书，上前天想重把生理学来研究，念了一天的书，第二天又厌倦起来了。开开书本就想睡。我恐怕得了嗜眠症的怪病。没有法子只好把自己想读的书来读，又把一些干燥无味的催眠剂丢在一边了。”而在1920年8月24日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甚至将自己的学医生涯与骷髅——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其中这样写道：“你《人生》一诗简洁深永，我很爱。我读了，想起我去年某日早晨，独坐在解剖学教室中，学生一个都还没有登校；室中正面只有两个髑髅挂着，睥睨着我；背后壁上的时钟不断地刻划，我做了一首诗写在钞本上面：‘铁塔——铁塔！/壁上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逼迫——逼迫！/胸中的血浪儿乱打我的心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耳不聪、性不合、学成无望的前提下，医学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因素，强烈地刺激着郭沫若的文学冲动。


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郭沫若将近而立之年，人生事业一切都还没有头绪，作为一个志向远大、才华超群的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切？在1918年月11月27日致胞弟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势之所积，理复云何。回首故乡，不觉怆然神丧矣！如兄之不肖，已入壮年，隔居异域，窅然索处，所志所业，尚未萌芽，日暮途遥，瞻前恐后。”迷茫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处境下，借文学浇胸中块垒，希望通过文学打出一条人生之路，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郭沫若的同窗有泽保这样描绘大学时代的郭沫若：“削瘦白皙的身躯，沉默寡言，不主动与人搭讪。可是，同学找他聊天时，却能友好相待，偶尔谈及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常常是话如流水，滔滔不绝。对医学的学习尽管不很专心，可是，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却能抓住要领回答得很好，真不愧是个俊才，受到大家的钦佩。”（见《郭沫若研究》第5册，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据《创造十年》交代，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骷髅》是他在解剖尸体时，因尸体上纹身图案的刺激，产生灵感创作而成的。十几年之后作者叙述此事，依然兴味盎然，其中这样写道：“八个人去抬出一架尸体来，陈在锌板制的长条桌上，就像围着吃西餐一样，拿着刀和钳子，来坐着吟味。起初一两次倒还是一个囫囵尸，随后便分割成七零八落了。最后是像几头人熊，各人抱着一节骨头。”第二篇小说《牧羊哀话》是在做显微镜解剖学实习时，一边观察着显微镜下的肌肉纤维，一边构思而成的。而那首大名鼎鼎的《凤凰涅槃》，是作者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受到诗意的袭击，在笔记本上东鳞西爪地记下来的。

也许是天助，就在郭沫若的苦闷与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借这股强劲的东风，郭沫若郁积已久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这里不能不提一个人，就是宗白华。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的伯乐，而郭沫若则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在宗白华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栏目之前，郭沫若还是一个汲汲无闻的文学青年，偶有作品在该报发表，并未受到重视；是宗白华接管《学灯》之后，郭沫若的文学生涯才真正拉开序幕，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叙述的那样：“我同白华最初并不认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白华是研究哲学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泛神论的倾向。这或许就是使他和我接近了的原因。那时候，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载我的诗的时候。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象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但到一九二O年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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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著有《暧昧的日本人》《东瀛过客》《看不透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大家谈张仃》《扩张的王国》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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