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音乐二、声乐创作

1、歌曲创作
五、六十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在题材上以紧密配合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具体中心工作为主，如庆祝中国大陆的解放、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学习雷锋以及歌颂领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等，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4 e) ?) p4 p/ I. I7 E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歌曲，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中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情绪和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保卫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旋律流畅，具有很强烈的群众性。不仅如此，这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风格、形式等方面也都比建国前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过分强调把音乐作为一种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手段，所以人民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家的创作在题材和体裁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对“通俗音乐”的看法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影响，导致了从建国到80年代前，通俗音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在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方面，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占据了相当数量。如《歌唱祖国》（王莘词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郭沫若词、马思聪曲）、《人民海军向前进》（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绿克曲）、《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希扬词、瞿维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高举革命大旗》（芦芒词、孟波曲）等。这些歌曲以其形式短小精悍、节奏鲜明，与建国前战争年代的歌曲有着共同特点，但在题材方面比之建国前更为宽泛，表现了刚刚解放了的人民欢庆胜利，热爱和平，迫切要求建设自己新国家的愿望和热情。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派出了优秀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志愿军战士麻扶摇作词、周巍峙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志愿军和中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中国人民数万优秀儿女就是唱着这首歌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首歌曲曾在1954年的中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而《人民海军向前进》则向人们展现了刚刚建立的人民海军舰队劈波斩浪，勇往无前的精神风貌。特别是这首歌曲以大调开始，中间转入小调，节奏紧凑有力，形象性很强。

在1963年中国开展的“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中产生的群众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及《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反映了亿万人民向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新人的崇高意愿。
1 t2 t0 T6 K. x" ]女作曲家瞿希贤于1963年创作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其气势磅礴，性格鲜明的音调表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主题。歌曲的前半部是波澜壮阔的进行曲风格，在音乐主导动机的节奏安排上，将“山连着山，海连着海”的“山”和“海”字延至两拍，造成了宏大、雄伟的气势；而在后半部的抒情段中，作者用抒情、辽阔的旋律，抒发了中国人民的胸怀。特别是在全曲的高潮部分，作者用一般歌曲中少用的长句子，几个乐汇连接而成，节奏也一环紧扣一环，使旋律一浪高过一浪，气势豪壮，感人心怀，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歌唱二郎山》在50十年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男声独唱曲，委婉的河南豫剧间奏和曲调使作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音乐文化。对于各民族民歌的整理、挖掘、改编和发展，是对中国丰富音乐文化宝藏的一项高层次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五、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插入民歌这一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用民歌的营养滋润自己，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生活、抒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的歌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牧马之歌》（石夫词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和《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等。

牧马之歌》是一首采用新疆维吾尔族音调而创作的分节歌式乐段结构的歌曲，具有淳朴的民歌特点。而《克拉玛依之歌》也同样采用了民歌音调，给人以既有新疆的民族风格，又不完全是新疆风格的感受，形象地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曲家开始为毛泽东同志的诗词谱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歌曲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的歌曲创作又增添了一个新园地。
在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中，李劫夫和生茂、唐诃分别谱曲的《沁园春·雪》，在掌握和表现诗词总体意境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方面也比较出色，这两首歌曲都以开阔、豪放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的思想感情。
( g+ p# O" g7 j* U2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提出了“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批评，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中国，“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盛行中国。1966年9月，被林彪在“文革” 之前倡导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中一些政治语录由李劫夫等人谱写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毛主席语录歌”便在中国上下流传。三年中，《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甚至连“老三篇”（即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被整篇谱上了曲，在政治高压下，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学唱“语录歌”，中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
+ h3 n9 z3 I6 X, n/ X4 }- e“语录歌”是为政治语录和论文谱曲的歌曲，因此在音乐章法结构方面并不讲究，加上曲调粗厉、句法紊乱介乎于口号和音乐之间，其艺术价值极低，所以很快就被强化兴起的“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取而代之，逐渐便消声匿迹了。

随着“语录歌”的泛滥，“文革”中的政治歌曲也畸型发展，当时出现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歌曲，将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熔入其中，与“语录歌”所掀起的政治狂潮，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硬、尖、快”的“文革音调”，并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1969年，江清曾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时，批评那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和舞蹈是“黄色歌曲”和“摇摆舞”，“……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使语录歌从高潮转向了沉寂，其它的歌曲创作也从此沉默。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此后不久，一部分历史歌曲，如《救国军歌》、《大路歌》等10首歌曲被集体改词进行歌唱，中国上下音乐创作万马齐喑。“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举世罕见，人民的音乐生活几乎成了空白。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从1972年到1976年，一批题材和体裁多样的新作品相继问世，并被编为5集（即每年1集）《战地新歌》出版发行。新作品的问世，对几乎处于空白的人民音乐生活起到了一些活跃作用，但由于这些新作品受政治因素影响，所以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这些歌曲是中国广大作曲家在极其特殊和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有一部分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许多作品至今仍在传唱。如《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钊邦曲）、《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唐诃曲）、《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彦克曲）、《远航》（陈除词，践耳曲）、《半屏山》（于礼厚词，李焕之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倬词，尚德义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等。

但是到1975年底，“四人帮”又策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运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这些歌曲感情干瘪，节奏死板，又一次把“文革”的歌曲创作引进了死胡同。也使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看到在“四人帮”法西斯政治压力下音乐艺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
6 `" [$ Z( c; r4 C! W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才得到复苏并逐步获得了重要发展。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和深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逐步摆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祝酒歌》的音调是多种音乐风格的有机结合，其中既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特点。在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表达了亿万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心情，唱出了对未来美好前程所充满的无比信心。

1977年前后出现的以歌颂周总理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由于作曲家把握了时代脉搏，所以在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也为后来的歌曲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突出的作品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均柯岩词，施万春曲）等。
1 }; @" q9 E: N& u+ ]* z《周总理，您在哪里》不仅感情真挚，在结构上也采用了带再现的多段体结构，创作中还注意了借鉴中国戏曲中词曲配置的手法等突出了重要的词与字，很好地体现了原诗中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其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在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也是一首水平较高的歌曲。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号召中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为歌曲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各种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中国的歌坛开始活跃起来。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出现在人民中间。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陆在易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可爱的中华》（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锡津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故乡是北京》（严肃词，姚明曲）等都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
- u7 f! W  G9 Y$ ]! W《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时期众多歌曲中一首优秀的歌曲。原是一首合唱曲，后来作为一首女声独唱曲被广泛传唱。歌曲作者将中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生动而朴实的音乐主题，富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带来的兴旺景象和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对农业实行现代化前景充满希望的心情。
4 E' D2 F2 W% d' i! ?《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其歌词淳朴秀美，歌曲旋律流畅抒情，特别是采用了带有圆舞曲的结构，更为歌曲增添了艺术魅力，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的美丽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如《金梭和银梭》（李幼容词，金风浩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瞿希贤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城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魏宝贵词，铁源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和音乐风格歌唱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
《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采用了合唱的形式，进行曲的速度唱出了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民豪迈心情。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则表现了新时期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为“祖国昌盛”和为“万家团圆”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曲调以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风格鲜明，感情真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的欢迎。
, G5 d) h' o' q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歌曲则是在1979年中国人大和中国政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而创作的，歌曲具有闽南民间音乐特色，亲切柔和，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思念和真挚的思想感情。

在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创作经验、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最有成绩的要数《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罗忠熔曲），这是一部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完全打破传统和声与调性、调式的成功作品。作品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歌曲的旋律乐器化，其演唱技巧的难度和表现力得到增强，开创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艺术歌曲的新路。
八十年代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通俗音乐”大潮，来势凶猛，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势不可当地步。这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蔓延的广度和深度。有人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有的则认为这种音乐格调不高，其中有些庸俗之作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有的则认为这是“黄祸蔓延”而对此大批特批。

“通俗音乐”，也叫“流行音乐”，是一种轻松活泼、短小单纯而富有节奏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由于它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其表现手法和风格比较自由又富于变化，结构和织体比较短小精练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上口语化，以情为主，音域不宽，节奏性强烈和以情为主等特点，再加上用现代电子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电声乐器甚至是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它特殊的音响和复合音响作为伴奏乐器，使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歌曲创作和演唱形式。
2 I4 B' R: E% _7 m, Q5 X: p7 O7 ?! }“流行音乐”就其形式和体裁而言，80年代前后在中国出现应无可非议。但当大潮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俱存，与古典、传统音乐曾经历过历史检验不一样，来不及让历史去进行推敲，很难从整体上把其形式和体裁作以定论，所以应根据具体作品来进行区分，而不应一概定为“黄祸”。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由黎锦晖等音乐家把这种音乐形式引进中国，曾在中国流行，并在当时都市音乐生活中存在。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它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歌曲甚至还起到了很大消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音乐形式也几乎处于“绝迹”的境况。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国门被打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通俗歌曲”兴起的强烈冲击和刺激，并把《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和《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台湾歌星邓丽君演唱的卡式录音带给了大陆，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这对于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听惯了“高、强、响、快”式的“文革”歌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疑是清新抒畅的。这些歌曲对中国80年代歌曲创作和其它音乐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配器成为日后中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可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声音也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成为摹仿的典范。

80年代前后出现的几部电影中的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确实具有通俗音乐的品格，为后来中国的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煤介推向社会，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不仅如此，这种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中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在对用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的结合等方面也进行的探索，也为后来中国通俗音乐大潮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这股大潮来的太猛烈了，人们对它的到来没有来得及作迎接的准备，以至于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音乐舞台几乎全部被通俗音乐占领。因此，困惑、耽心和不理解也随之出现，有的人甚至惊呼“‘黄祸’又要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一批专业作曲家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俗音乐，并开始进行创作尝试。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所评出的15首优秀歌曲，对推动中国的通俗音乐走向兴旺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音乐茶座”的出现以及各种音像公司的建立，更为这一大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恋》（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接着，《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等以其轻松、抒情的风格登上中国歌坛，在通俗歌坛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到80年代中期，由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明天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1986年举办的“中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到这一时期，通俗音乐在题材上已不再是以单一的爱情题材为主，而是朝着多元题材和形式发展。特别是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推出的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陈哲等词，郭峰曲），使通俗歌曲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到这时，“通俗唱法”已成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提并论的一种唱法。
* F6 L( w, p+ L$ _3 d《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以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重大题材为主题的歌曲。全曲由三个对比性段落组成，结构庞大，口语化的歌词亲切动听，朴实自然，加上易于上口的旋律和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显示了通俗音乐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通俗歌坛的创作、演唱实力。

1986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出现，使通俗歌坛又异常活跃起来。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韵味。紧接着，《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有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
! O! c! s% ]8 a  i6 J( Q& S随着通俗歌曲“西北风”的出现，又出现了“南国风”、“东北风”等。这些歌曲把通俗音乐与中国各地（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相结合，使中国的通俗音乐摆脱了港、台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前一阶段那种柔媚纤弱的歌风，并逐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通俗音乐风格。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已趋向成熟。

纵观从80年代前后出现“通俗音乐”大潮的涌起，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文化现象充满活力与生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无暇对其进行冷静地考证它的来龙与去脉，更无暇对其内含意蕴进行必要思索；当这种文化现象开始或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思索，但到这时，这种文化现象所带给人们那种实际、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感受和经验。
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进入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严肃音乐与传统音乐，但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长久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萎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中，在新的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形式来取代它，这是历史的必然。但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应该是多方位的，只要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繁荣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